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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集》中某些篇章，《炭畫》似乎更合乎“弱小民族文學”的本義，尤其體現了《哀弦篇》所說的“悲哀”。與他當年“半偷半做”的《孤兒記》相仿，《炭畫》寫的也是弱者的悲慘命運，似乎仍然體現周氏對此的特殊關注；不過《炭畫》堪稱傑作，寫法從容多了。正如周作人所云：“顯克微支作短篇，種類不一，敘事言情，無不佳妙，寫民間疾苦諸篇尤勝。事多慘苦，而文特奇詭，能出以輕妙詼諧之筆，彌足增其悲痛，視戈戈爾笑中之淚殆有過之，《炭畫》即其代表矣。”148以後他說：“這是我的譯文裡的最中意的一篇，因為原文實在太厲害了。”149該譯作當時未獲出版。五年後投寄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回信有云：“行文生澀，讀之如對古書，頗不通俗，殊為憾事。”的確道著《域外小說集》、《炭畫》和繼乎其後的《黃薔薇》難為讀者接受的原由。魯迅後來也說《炭畫》譯文“生硬”150。一九一四年四月，《炭畫》才由上海文明書局印行，乃是周作人用本名出版的第一本書，只是“三十元的板稅卻一個大都不見”151。

三

民報社聽講，旨在“文字上的復古”；嗣後周作人學習古希臘文152，也是出於同一目的。“那時日本學校裡還沒有希臘文這一科目，帝國大學文科有開培耳在教哲學，似乎設有此課，但那最高學府，不是我們所進得去的，於是種種打算，只能進了築地的立教大學，這是美國的教會學校，校長是姓忒喀（Tucker），教本用的是懷德的《初步希臘文》，後來繼續下去的，是克什諾芬（Xenophon）的《進軍記》（Anabasis）。但是我並不重視那正統古文，卻有時候還進到與立教大學有關係的‘三一學院’去聽希臘文的‘福音書’講義，這乃是那時代的希臘白話文，是一般‘引車賣漿’之徒所用的語言，所以耶穌的弟子那班猶太人也都懂得，能夠用以著書。我這樣做，並不是不知道古希臘學術的重要，不想去看那些學者們的著作，實在我是抱有另外一種野心的。正如嚴幾道努力把赫胥黎弄成周秦諸子，（雖然章太炎先生說他‘載飛載鳴’的不脫時文調子，）林琴南把司各得做得像司馬遷一樣，我也想把《新約》或至少是四福音書譯成佛經似的古雅的。我在南京學堂裡時候，聽過比我高兩班的同學胡朝梁——這是他的原名，後來成為詩人，稱作胡詩廬了——的議論，強調《聖書》的文學性，說學英文的人不可不讀。這在一六一一年英王欽定的譯本是不錯的，但是我讀漢文譯的《聖書》，白話本是不必說了，便是用古文寫的，也總是覺得不夠古奧，不能與佛教相比。佛經本來讀得很不多，但那時已經讀到《楞嚴經》和《菩薩投身飼餓虎經》，覺得這中間實在很有一段距離，我的野心便是來彌補這個缺恨。”153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周作人傳 第二章 一九○六（10）

這一計劃後來被周作人放棄，因為據他說，“等得我學了幾年，回到本國來之後，復古思想慢慢的改變了，後來翻看《聖書》，覺得那官話和合譯本就已經十分好了，用不著再來改譯”154。不過掌握古希臘文，卻別具重要意義。西方文明構成周作人的思想背景之一，而他對西方文明的理解，乃是直溯其源頭古希臘，並非“只根據英美一兩國現狀而立論”155；進而更揭示“希臘文明與中國文明比較接近”，“於人生最適用，他的地位在各種文明中比較適中”156，這與能夠直接閱讀原典不無關係。他也曾利用這一能力，譯介了包括歐里庇得斯（Euripides）、阿里斯托法涅斯（Aristophanēs）157、諦阿克列多思（Theokritos）158、海羅達思（Hērōdas）159和路吉阿諾斯（Loukianos）160等古希臘作家的大量文學作品。一九〇九年春夏之間，周作人還曾與章太炎一道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