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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梵文，但僅聽兩課，就停止了。只是章太炎為此來信，將周作人的號“起孟”——此乃周作人仿效魯迅的號“弧孟”為自己所起——寫作“啟明”，以後被他採用為“字”161，並衍生出“豈明”等名號，算是留下一點紀念。及至晚年不得以本名發表作品，出書多署“周啟明”。

一九〇九年三月十八日，周作人娶羽太信子為妻。信子時年二十，本為“伍舍”的女傭；兩人初次見面，是在前一年的四月八日。這一婚姻無疑加強了周作人與日本之間的關係162，但未必能左右他在該關係中的某些抉擇。一九〇九年八月，魯迅回國。據他說：“因為我底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163新婚不久的弟弟、弟媳當在其列。這時適逢《域外小說集》以失敗告終，兄弟二人的合作也就告一段落。

周作人比魯迅晚兩年離開日本，對於日本的理解，就與兄長有些分別。講到他和日本的關係，這段時間實屬關鍵。魯迅走後，周作人重新學習日文。“不過所學的不再是書本上的日本文，而是在實社會上流動著的語言罷了，論理最好是來讀現代的小說和戲劇，但這範圍很大，不曉得從哪裡下手好，所以決心只挑詼諧的來看。這在文學上便是那‘狂言’和‘滑稽本’，韻文方面便是川柳這一種短詩，……　狂言是室町時代的文學，屬於中古時期，去今大約有四百年了，川柳與滑稽本雖然是近世的江戶時代，但計算起來也已是二百年前左右的東西，落語的起源也約略在這時候，所以這些參考的資料，大半是在書裡，這就引我到雜覽裡邊去了。川柳在現在還有人做著，落語則在雜耍場裡每天演著，與講談音曲同樣的受人歡迎，現代社會的人情風俗更是它的很好資料，閒來到‘寄席’去聽落語，便是我的一種娛樂，也可以說學校的代用，因為這給予我語言風俗的幫助是很大的。”　164周氏視川柳為風俗詩，對可以稱為風俗畫的浮世繪也很喜歡，但於前者“有時或者還感到淡淡的哀愁”，於後者則強調“這裡邊常有一抹暗影”，“常引起悵然之感”165，所關注的是日本民族獨特的人生體驗與審美體驗。多年以後，他還提到自己“從日本的川柳，特別是《末摘花》四編，得到極大的影響”166。當時他開始搜求柳田國男等人的鄉土研究著作，也是“著手於國民感情生活”　167，特別是宗教方面，以期真正瞭解日本的事情。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周氏夫婦遷居麻布森元町，更加接近日本普通人的生活：“這好像是火車裡三等的乘客，都無什麼間隔，看見就打招呼，也隨便的談話。……有些市井間的瑣聞俗事，也就混了進來。”168以後周作人說，其“雜學”“大抵從西洋來的屬於知的方面，從日本來的屬於情的方面為多”169；只有透過後來這番閱讀與際遇，才得以深入到“情”的層面去理解日本文化，進而轉化為自己的文化構成，——這裡他更將“狂言”、“滑稽本”與川柳等作為對比的一方：“中國在文學與生活上都缺少滑稽分子，不是健康的徵候，或者這是偽道學所種下的病根歟。”170周作人因此對於日本文學有著特別的興趣點，晚年所譯《狂言選》、《浮世澡堂》和《浮世理髮館》等，即為這方面的重要成果。

周作人傳 第二章 一九○六（11）

周作人曾對長谷川如是閒“要了解日本，不能只譯文學，要譯也須譯明治作家之作，因他們所表現的還有日本精神，近人之作則只是個人趣味而已”的意見表示贊同171。這與周氏個人經歷密切相關，因為作為讀者，他正是日本明治文學的見證人：“我們在明治四十年前後留學東京的人，對於明治時代文學大抵特別感到一種親近與懷念。這有種種方面，但是最重要的也就只是這文壇的幾位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