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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長的軍政訓練沒能讓“奉公守法”成為北大學生內化的行為準則，倒讓不少正處在反抗期的青年男女愈發憎惡被束縛、被壓抑的生存狀態。以致於我所在的法律系不得不經常舉行“遵紀守法大會”，拉一些違規的學生上臺給大家“作報告”。而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單位”體制在這一時期迅速瓦解，也讓更多非主流的邊緣文化進入北大學生的視野之內。除了法國學校的藝術電影、歌德學院的文化講座之類西洋舶來品，除了正當紅的搖滾樂隊如黑豹、唐朝和眼鏡蛇之外，《流浪北京》、《我畢業了》、《北京雜種》之類的地下電影開始鬼祟流傳，而聚居在相隔北大不遠的圓明園村落裡的流浪藝術家群落，也用他們貧困、混亂而自由的生活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那一時期北大校園的文化氣質。

2005年末，中國《美術觀察》雜誌在其視角宏大的《30年美術大事記》中以編年體的體例記述：“（1993年）12月3日，應北京大學‘九十年代社’之邀，圓明園畫家在北大三角地舉辦露天現代藝術展。”在畫家們自己整理的《圓明園畫家村大事記》中，對這次畫展描述得更加詳細：“由北京大學學生社團‘九十年代’出面邀請、經北大團委批准，圓明園畫家在北大三角地舉辦了《九十年代現代藝術大展》。引起北大及社會各界的反響，被稱為‘為北大新文化的成長開路’。這也是近幾年在全國高校中舉辦的首次較大規模的藝術展覽。當時大多數‘圓明園畫家’都參加了展出。”

北大三角地的露天畫展被公認為圓明園畫家村歷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以至於不少曾經參展後來發跡的畫家總要在藝術履歷上記它一筆，但“為北大新文化的成長開路”卻註定是此路不通。北大的新文化在推倒南牆之後，迅速追隨著時代浪潮向教育產業化轉型，而曇花一現的“九十年代社”也早已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唯一對它做過漫畫式回憶的，是一篇流傳在網際網路上的文章《我在北大的土鱉文學青年生涯》。

朱靖江：遲到的異端（2）

“‘九十年代’為北大民間校史留下了大批具有昆廷？塔倫蒂諾氣質的素材。他們不知從那裡搞來了一個大談維特根斯坦的和尚，讓他在北大的講壇上舌戰群儒，弘揚迷宗的歡喜###；他們以提高校衛隊的文化素質為名，騙取校方的信任為校衛隊進行文化補習……”如今已是北大副教授的作者胡續冬用他一貫潑皮惡搞的語言風格調侃著，“得虧有這個鳥組織，俺才見識了一大批的鳥人。1992年底該組織搗鼓了一次現代藝術展，把還未到鼎盛時期的圓明園畫家村一幫蓬頭垢面、歪瓜劣棗的前衛中青年們弄到了北大三角地，以致於三角地的柿子林快成了這幫藝術家的蝨子林。”

翻檢舊帳，1992年10月開張，第二年5月解散的“九十年代”在它短暫的存活期還是幹了幾票有價值的陣仗。時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蕭蔚雲教授曾受邀開講“香港立法風雲——兼評彭定康限制法案”；沉默數載的臺灣哲學家陳鼓應教授也在他重返臺大之前，由“九十年代”邀請演講了“古典文明與現實生活的對話”；中國社科院的金燦榮先生登臺縱論“從克林頓上臺看中美關係”；當然還有胡續冬在文章裡提到的大談維特根斯坦的和尚：廣濟寺的純一法師來講說“禪與九十年代”。那些演講在今天的北大或許不再會引發轟動，但彼時的北大多少有些草木皆兵。

這個“鳥組織”曾經狂熱地抗議北大學生會張羅的校園選美活動，抵制每天清早必須圍著校園西牆晨練的“早操票”制度，呼籲高傲的校圖書館增加本科生的借書額度，還自費印發1500多份調查問卷求證北大的前途與積弊，“九十年代”甚至“脅持”了新當選的學生會主席團在蔡元培像前鞠躬致辭，為蒙灰已久的銅像擦洗塵埃……最終，在北大95週年校慶的當夜，它用一張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