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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立場卻發生了微妙變化，——話說至此，該接著講三一八了。“迫壓反動的開始”，直接落在他的身上：當時流傳一份段祺瑞政府擬予通緝的名單，周作人亦列名其中；及至直奉聯軍入京，《京報》遭查封，一時只剩下《語絲》可以發表言論。白色恐怖日趨嚴重，使得他對廣東革命軍的北伐寄予厚望。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日所作《南北》517，最能反映他的想法：“民國以來的混亂，不能找地與人來算賬，應該找思想去算的，這不是兩地方的人的戰爭，乃是思想的戰爭。南北之戰，應當改稱民主思想與酋長思想之戰才對。”周作人身居北方，卻與南方同氣相求。他這一時期的言論，譬如反對蔡元培“對共產，贊成其主義，但主採克魯泡特金之互助手段，反對馬克思之階級爭鬥”一說，指出：“階級爭鬥已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並不是馬克思捏造出來的，正如生存競爭之非達爾文所創始，乃是自有生物以來便已實行著的一樣，這一階級即使不爭鬥過去，那一階級早已在爭鬥過來，這個情形隨處都可以看出，不容我們有什麼贊成或反對的餘地。”518以及對“主張北方交給張振威，南方交給吳孚威”的章太炎公開宣佈“謝本師”，表示：“先生現在似乎已將四十餘年來所主張的光復大義拋諸腦後了。我相信我的師不當這樣，這樣的也就不是我的師。”519都是基於這一新的立場。他還一再著文抨擊北方軍閥的屠殺暴行520，並對《順天時報》散佈有關南方的謠言予以駁斥521。

周作人傳 第五章 一九二三（16）

在周作人的思想歷程中，這是一段短暫然而不應忽略的插曲。從前他在《碰傷》中說：“聽說，這次碰傷的緣故由於請願。我不忍再責備被碰的諸君，但我總覺得這辦法是錯的。請願的事，只有在現今的立憲國裡，還暫時勉強應用，其餘的地方都不通用的了。譬如俄國，在一千九百零幾年，曾因此而有軍警在冬宮前開炮之舉，碰的更利害了。但他們也就從此不再請願了。……我希望中國請願也從此停止，各自去努力罷。”三一八慘案後，他說“這回的數十青年以有用可貴的生命不自主地被毀於無聊的請願裡，這是我所覺得太可惜的事”522，言外之意還是如此。將“希望中國請願也從此停止，各自去努力罷”與曾經概括的五四兩大流弊“有公理無強權”和“群眾運動可以成事”相對照，可知周作人之抵制群眾運動，很大程度上因為“這辦法是錯的”。而在他眼中，北伐革命大概屬於“對的辦法”。也就是說，當不再“有公理無強權”，他就以為“可以成事”；從而忽視了歸根到底這仍是一場“群眾運動”。另一方面，周作人所謂“自己的責任”之所以獨立於群眾運動，因為這才稱得上“思想的戰爭”的一方，群眾則與此無關，抑或只能居於反動地位；現在以“思想的戰爭”形容一場實際上的群眾運動，說明並未排除“自己的責任”可能借助特定的群眾運動得以實現。“民主思想與酋長思想之戰”，換個說法正是“文藝復興”、“覺醒”；這樣一來，“革命是不會有的”、“赤化也不會有的”之類預言，好像也推翻了。周作人徹底認清群眾運動的本質尚須時日，或者說，要等到有人為此付出血的代價之後。

這一天很快到來。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所作《命運》523，標誌他的希望開始破滅：“幾年前我有過一句不很樂觀的話，便是說歷史的用處並非如巴枯寧所說，叫我們以前事為鑑戒，不要再這樣；乃是在於告訴我們，現在又要這樣了。見報上載國民黨內訌的新聞，令我更確信以前所說的話是不錯了。我們不必說明對於所謂左右派是什麼意見，但總之覺得‘太平天國’的影戲似乎在演起頭了。無論怎樣懂得唯物史觀，卻不懂得歷史，尤其是中國近七十年史，這是何等可惜的事。易卜生在他的劇中高呼曰，‘鬼！鬼！’這是何等可怕。嗟乎，人終逃不了他的命運，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