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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學家硬叫他曰遺傳。”好比把從前所說“今瞻禹域，乃亦惟種業因陳為之蔽耳，雖有斧柯，其能伐自然之律而夷之乎？吾為此懼”重述一遍。兩天後，周作人日記有云：“植樹節，駝群同人至海淀旅行，在士遠處午餐。次日知守常被逮，四月二十八日與張挹蘭等被執行死刑。”他著文頌揚李大釗“以身殉主義”524；並偕同友人保護烈士遺孤：“守常的兒子以後住在我家有一個多月，後由尹默為經營，化名為楊震，送往日本留學。”525六年以後，又參與籌劃為李大釗舉行公葬，以及聯絡出版全集。而在當時，更大的打擊繼而降臨：南方開始大肆清黨。對此周作人說：“普通只覺得南京與北京有點不同，青年學生跑去不知世故地行動，卻終於一樣地被禍，有的還從北方逃出去投在網裡，令人不能不感到憐憫。至於那南方的殺人者是何心理狀態，我們不得而知，只覺得驚異：倘若這是軍閥的常態，那這驚異也將消滅，大家唯有復歸於沉默，於是而沉默遂統一中國南北。”526他所企望的“思想的戰爭”或“民主思想與酋長思想之戰”，被殘酷的現實所一筆勾銷了。

周作人傳 第五章 一九二三（17）

然而周作人並未就此沉默。他將所發生的一切歸咎於國民性——所說“南方的殺人者是何心理狀態”答案就在於此，這與“人終逃不了他的命運”其實是一回事：“我覺得中國人特別有一種殺亂黨的嗜好，無論是滿清的殺革黨，洪憲的殺民黨，現在的殺###，不管是非曲直，總之都是殺得很起勁，彷彿中國人不以殺人這件事當作除害的一種消極的手段，（倘若這是有效，）卻就把殺人當做目的，借了這個時候儘量地滿足他的殘酷貪淫的本性。在別國人我也不能保證他們必不如此，但我相信這在中國總是一種根深蒂固的遺傳病，上自皇帝將軍，下至學者流氓，無不傳染得很深很重，將來中國滅亡之根即在於此，決不是別的帝國主義等的關係，最奇怪的是智識階級的吳稚暉忽然會大發其殺人狂，而也是智識階級的蔡胡諸君身在上海，又視若無睹，此種現象，除中國人特嗜殺人說外，別無方法可以說明。”527“這實在足以表出中國民族的十足野蠻墮落的惡根性來了！我常說中國人的天性是最好淫殺，最兇殘而又卑怯的。——這個，我不願外國流氓來冷嘲明罵，我自己卻願承認；我不願帝國主義者說###因此應該給他們去分吃，但我承認中國民族是亡有餘辜。這實在是一個奴性天成的族類，兇殘而卑怯，他們所需要者是壓制與被壓制，他們只知道奉能殺人及殺人給他們看的強人為主子。”528清黨期間“智識階級”的墮落，尤其使周作人憤怒，先後作《貓腳爪》、《人力車與斬決》、《吳公何如》、《偶感之四》、《功臣》等文，對主謀其事的吳稚暉、參與發議的蔡元培以及置若罔聞的胡適予以譴責。

周作人的國民性批判的物件，“上自皇帝將軍，下至學者流氓”，實際上一總就是他素所質疑的“群眾”。如今他不認為其間有任何區別。他的相關思想，也就由“群眾觀”發展為“階級觀”——講得更確切一點，是以“思想觀”取代了“階級觀”。這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正是他宣佈“我不再來反對那些假道學偽君子了，我要做我自己的工作”之後——所作《讓我吃主義》529。該文稱：“中國本來沒有一定的階級，紳士與平民也只是一時的地位，不是永久的門第的區分，但在地位不同的時候卻的確是兩個階級，有兩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