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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欠在限內，於本商追繳二成，其一成綱總與出結之散商分賠，過限即無涉，以免畏避。”從之。

是時鹽臣自國籓、鴻章、葆楨外，惟宗棠及丁寶楨以能名。同治初，宗棠撫浙，疏言：“自金陵陷，淮鹽侵灌杭、嘉、松三所，惟紹所勉力搘柱。後行鹽地多不守，浙省亦陷。及浙東克復，始飭紹興暫辦票鹽，省城及嘉、湖繼定，而舊商力難運銷，請將四所通改票鹽，並設局稽查銷數。”經部議準。十年，御史奇臣奏言：“浙東府局，於商販鹽至，輒低其價，以便鹽行收買，旋復高其價，以便轉售，利歸中飽。應請裁撤。”部議敕下巡撫楊昌濬查覆。尋覆稱：“兩浙本先課後鹽。自改票運，因商力薄，僅完半課，其半課俟銷後補完。擬撤鹽行，仍留府局，督催後半課銀。”報可。

福建當乾隆時，西路延平、建寧、邵武三府屬十五州縣，東路福寧府屬五州縣，南路閩侯二縣，歸商辦，號“商幫”。南路福州、興化、漳州、泉州四府屬二十一�州縣，由官辦，號“官幫”，亦謂之“縣澳官幫”，包與商辦，名“樸戶”。嗣後勻配西路各商代銷，於是有“代額”之名。商幫以課輕，樂於承運，而本課轉拖欠。嘉慶初，乃行帶徵與減引法。旋革除代額，久之倒罷相繼。道光元年，乃改簽商。時舊欠皆價新商，加以場務廢弛，官居省城，聽海船裝鹽，私相買賣，謂之“便海”，流弊滋多。至二十九年復倒罷，乃改官運，而承辦者以運本半入囊橐。蓋閩省行鹽，乾隆時用團秤，每百斤折申砝秤百六十斤，以三十斤抵償折耗。嘉慶中，改用部砝秤，又不給耗鹽，其擔引摺篷引每百斤僅給四十二斤，令作百斤售賣，而完代額百斤之課，是以虧折日甚。其後法愈變愈壞。同治四年，宗棠為閩督，乃請改票運，飭各場官住場。西路以引商為票商，縣澳以樸戶為販戶，用鹽道票代引，名曰“販單”。西路以三十引起票，東南兩路及縣澳以百引起票，蓋西路每引六百七十五斤，東南路並縣澳每引百斤故也。裁雜課，令正課一兩加耗一錢，於領票時交納。外抽釐五錢，於行鹽各地設局抽收。計西路每引徵銀四兩五錢零，東南路及縣澳四錢四分零。後以西路課重，奏減每課一兩隨徵釐四錢。凡舊欠各款豁免。帑息既免，帑本則責令陸續歸還。是年徵課耗釐銀四十萬餘，帶收舊欠課十九萬餘，即以四十萬定為正額。行之數年，商情大歡，私販斂跡。

陝西花馬池鹽課，向由布政使收納。及同治十二年，宗棠為陝甘總督，因西陲用兵，改課為釐，在定邊設局抽收，名曰花定鹽釐。於是陝西鹽利歸於甘省。

初川鹽以滇、黔為邊岸。而黔岸又分四路，由永寧往曰永岸，由合江往抵黔之仁懷曰仁岸，由涪州往曰涪岸，由綦江往曰綦岸。至是運商困敝，所恃以暢銷者，惟濟楚一策。及淮南規復引地，滯引積至八萬有奇，積欠羨截百數十萬金。光緒初，寶楨督川，定官運商銷，先從事黔岸，籌章程十五條：曰裁減浮費，曰清釐積引，曰酌核代銷，曰局運商銷，曰兼辦計岸，曰引歸局配，曰展限奏銷，曰嚴定交盤，曰慎重出納，曰認真黔釐，曰實給船價，曰刪減引底引底者，運商向於坐商租引配鹽，引給銀二十餘兩，由商總租收，作為課稅羨截，領繳引費，及官吏委員提課規費，商局公費，餘數二兩，分交各坐商。至是歷年羨截，運商已繳，本應全革。惟因年久，姑準存一兩，曰添置辦票，曰酌留津貼，曰酌給獎敘。設總局於瀘州，四岸各設分局，檄道員唐炯為督辦。其後接辦滇岸，川鹽行滇，祗昭通、東川兩府有張窩、南廣兩局，謂之大滇邊、小滇邊。其辦理較黔岸為難者，滇自有鹽，侵越最易。寶楨籌堵遏法，至五年乃開運。

自官運商銷，計本年邊計各額引全數銷清外，復帶銷積引萬餘，所收稅羨截釐及各雜款又百餘萬，而奸民不便。會上遣恩承、童華查辦他岸，至川，富順富紳王餘照假灶戶具詞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