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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無甚更張。此現籌整理者三也。北鹽每引例定四百斤，捆四包，每包連滷耗重百十斤。近來棧鹽出湖，皆在西壩改捆，大包重百三十斤，鹽票不符。臣已嚴禁，並於例給大票外，將每船裝鹽包數亦填明艙口清單，庶可杜避重就輕，不致以多報少。此現籌整理者四也。”均如所請行。

國籓更張鹽法，與陶澍不同者，澍意在散輪，與玉庭、若霖同。國籓意在整輪，與全德、曾燠同。然玉庭、若霖籌辦散輪，必前兩月之輪賣畢，再開後兩月續到之輪，未嘗不以散寓整，澍實師其意。故國籓鑑於搶售之弊而主整輪，爰有總棧督銷之設，一以保場價，一以保岸價。總棧初以儀徵未易修復，設於瓜洲，後岸為水齧而圮，復移儀徵。督銷局鄂岸於漢口，湘岸於長沙，西岸於南昌，皖岸於大通。未幾，國籓移督直隸，李鴻章繼之。其所增捐，莫要於迴圈給運。其法以認引之事並歸督銷，俾商販售出前檔之鹽，即接請後檔之引。初行之淮南，後及於淮北。蓋參綱法於票法之中，以舊商為主而不易新商。商有世業，則官有責成，視以前驗貲掣籤流弊為少，自是歷任循之。

至光緒五年而增引之說起。增引者，部諮淮北增額八萬。時總督沈葆楨疏言：“近年鹽商以票價昂，覬覦增引。歷任鹽臣精鹽政者無過曾國籓，每審定一法，必舉數十年之利病，如身入其中，而通盤計之。然淮北引額，僅定為二十九萬有奇，豈置國計商情於不顧哉？鹽政之壞，首由額浮於銷，其始尚勉符奏銷之限，久乃不可收拾。於是新陳套搭，未幾而統銷融銷矣，又未幾而帶徵停運矣。惟額少則商少，商少則剔弊易，疏銷亦易也。”八年，左宗棠督兩江，乃請增引，淮北十六萬，淮南鄂岸十一萬、湘岸四萬、皖岸四萬二千餘。部議淮北照行，其鄂岸僅增三萬、湘岸一萬、皖岸一萬七千餘。

及曾國荃涖任，復將淮北加引奏免。蓋兩淮正課，初合織造、河工、銅斤等款，祗百八十餘萬，每引徵銀一兩餘。織造、河工、銅斤者，因鹽政運司養廉厚，陋規亦多，每年解送織造銀二十二萬，捐助河工五萬。三籓之變，滇銅阻隔，派各鹽差採買捐辦，水腳又五萬。及雍正中，裁減養廉規費以為正款，嗣復及他項。於是正雜內外支款遂鉅，每引增至六七兩，自改票後始輕。同治中，引地未復，而以釐補課實過之，正無庸增引也。

至南鹽銷數，向以鄂岸為多。及為川鹽所據，同治七年，國籓請規復引地，部議令川鹽停止行楚。湖廣總督李瀚章疏言未可停，惟於沙市設局，以川八成、淮二成配銷。後以包計，淮鹽較川鹽每包斤少，名二成實不及一成。十年，國籓復言：“川侵淮地，當使淮八成而川二成，或淮七、川三。今楚督以鄂餉數鉅，恐川鹽不暢，入款驟減。臣所求者，淮鹽得銷行楚岸，則商氣蘇，原將應得釐銀，多撥數成或全數歸鄂。”命川、楚督撫會議。國籓等疏言以“武昌、漢陽、黃州、德安四府還淮南，安陸、襄陽、鄖陽、荊州、宜昌五府，荊門州仍準川鹽借銷，湖南祗嶽、常、澧三屬行銷川鹽，嶽州、常德亦應歸淮，澧州暫銷川鹽”。經部議準。光緒二年，貴州肅清，御史周聲澍疏陳川鹽引地已復，請將湖南北各府州全歸淮南。部議如所請。於是葆楨奏稱湖北川釐，每年報部百五十餘萬串，計合銀不足九十萬，請令淮商包完。然湖廣督撫以川釐有定，慮包餉難憑，合辭袒川拒淮。至八年，宗棠復移文商榷，迄不果行。

長蘆自順治初祗徵課二十萬二千有奇。十二年，按明制查出寧餉酬商滴珠缺額等款，照舊徵解。康熙中，復增課增引，遂至四十二萬六千有奇。乾隆季年，以逐年誤課，參革者眾，於是眾商公議，完課外每引捐銀二錢，以備彌補，名為參課。迨道光末，課額愈重，岸懸愈多，於是又添懸岸課，每引交銀四分，而仍不足。至是國籓督直，疏言：“認商既交寄庫銀千餘兩，宜與保商以三年定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