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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口岸，除鹽價錢糧外，止加運費一兩，河湖船價一兩，每引五兩有奇，減於綱鹽大半。其江運數萬引亦仿此。自改章後，非特完課有贏無絀，兼疏場河、捐義廠、修考院，百廢俱興，蓋惟以輕課敵私，以暢銷溢額，故以一綱行兩綱之鹽，即以一綱收兩綱之課。時頗欲推行於淮南，不果。

及二十九年，湖北武昌塘角大火，燒鹽船四百餘號，損錢糧銀本五百餘萬，群商請退。於是總督陸建瀛從護理運使童濂言，請淮南改票法，較淮北為詳。如運司書吏積弊，則改為領引納課。設揚州總局辦理。漢口匣費雖裁，而應酬仍多，則改為票鹽運至九江，驗票發販，鹽船經過橋關，有掣驗規費，則改為壩掣後不過所掣，在龍江一關驗票截角，餘皆停免。鹽包出場至江口，其駁運船價及槓鹽各人工勒索，則改為商自僱覓。凡省陋規歲數百萬，又減去滯引三十萬，年祗行百零九萬引，每引正課一兩七錢五分，雜課一兩九錢二分，經費六錢五分八釐，食岸正課同，雜費減半。其要尤在以帶連之乙鹽為新引之加斤。乙鹽者，乙巳綱鹽船遭火，而商已納課，例得補運，故定為每運新鹽一引，帶乙鹽二百斤，每引六百斤，出場至儀徵，改為六十斤子包，一引十包。既裁浮費，又多運鹽二百斤，成本輕減過半。故開辦數月，即全運一綱之引，楚西各岸鹽價驟賤，農民歡聲雷動。是年兩淮實收銀五百萬兩，雖兩綱後復引滯課虧，則以起票自十引至千引不等，大販為小販跌價搶運所誤。始澍行於淮北，亦自十引起。然淮北地隘，淮南則廣，故利弊殊。又值粵亂起，鹺務全廢，非無補救之方也。

其在長蘆，乾隆以來，正雜課共徵七十餘萬。自嘉慶十四年南河大工，每斤加價二文，謂之河工加價。五年，又因高堰大工加價，三年後，半歸商，半歸公。八年，復將充公一文歸商，然歷年欠項已積至千數百萬矣。時銀價翔貴，商虧彌鉅，於是又加價以調劑之，或一文或二文。旋議行減引幷包法，蓋蘆鹽三百斤成引，連加耗包索重三百四十斤，搬運築包等費，歷年加增，亦足病商。今以十引改築九包，減引一成。二十一年，再減引二成，照前改築。二十四年，又奏停額引十五萬，減去課銀六萬餘兩，而困仍莫蘇。蓋本因浮費重而欠課，因欠課多而增價，官鹽價貴，私鹽乘之，薊、遵六屬，梟販與官為敵，而永平七屬尤甚，不得已改為官辦。二十八年，商倒引懸，河南二十州縣、直隸二十四州縣，未運積引至百餘萬，未完積欠至二千餘萬。命定郡王載銓、倉場總督季芝昌，會同直隸總督訥爾經額查究。每引因費重需成本五兩有奇，乃就正課、帑利、雜款、積欠，釐為四類，其鹽價每斤減制錢二文以敵私，斤重則每引加百五十斤以恤商，州縣陋規則嚴行裁汰。引地懸岸，則直隸招商，河南改票，皆先課後鹽。至停引原限五年再酌展，約每引攤算僅二兩有奇。

其在山東，乾隆以來，引票正課徵銀十八萬九千八百八十餘兩，雜款共十萬一千八百餘兩。自嘉慶初帑息遞增至二十一萬餘兩，較正課增倍。十四年，南河大工加價二文，每年應欠二十九萬兩，較正雜課又增一倍。十七年，複議加價一文，以半歸商，半彌補商欠。而當年課項不能完，乃歸次年帶徵。帶徵又未完，乃按年分限，或十二限，或二十限，遞年推展。至道光元年，將河工加價停徵，而積欠已五百三十餘萬，然尚完課額。五年，因高堰大工，又議加價二文，奏明三年後半歸商、半歸公，然所完僅及半，正課反因之拖欠。至七年，全綱傾敗，於是設法調劑，以積欠款為一案，俟堰工加價歸商後，彌補帑本，酌留百二十九萬生息，餘銀二十七萬。至十二年起限，分二十限拔繳，南運每引加二十五斤，北運加二十斤，其歸補舊欠之半文加價，並歸商以輕成本，免徵南運十三州縣與票地臨朐等六縣堰工加價以敵私。而舊欠暨現年應交帑息猶不能完，於是將報撥之一文堰工加價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