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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撥銀六千兩，以三千作歲修，三千貯運庫備大修，民累始紓。又以鹽法莫急於緝私，但有場私、有商私、有梟私，而鄰私、官私為害尤鉅。欲緝場私，必恤灶而嚴其禁。故於雍正二年兩淮範堤決，沿海二十九場為潮淹，特發帑金以賑。五年，以淮商捐銀建鹽義倉積穀，諭更立數倉於近灶地，以備灶戶緩急之需。此政之在於恤灶者。

六年，江南總督範時繹言：“兩淮灶戶燒鹽，應令商人舉幹練者數人，並設灶長巡役，查核鹽數，輸入商垣，以杜私賣。”兩淮巡鹽御史戴音保言：“場灶燒鹽之具，深者盤，淺者釒敝，設有定數，而煎鹽以一晝夜為火伏，並巡查息火後私燒。近有灶戶私置鹽釒敝，火伏又不稽查，故多溢位之數。請飭鹽官申嚴舊法。至淮南曬掃，惟有商人收買配運，酌加引課。”均命著為例。此所以嚴其禁也。

欲緝商私，必恤商而嚴其禁。故二年兩淮各場，因災灶鹽不繼，商本倍增，從巡鹽御史噶爾泰言，令將本年成本之輕重，合遠近腳價，酌量時值買賣。至食鹽難銷處，值有綱地行銷不敷，亦準改撥。兵部尚書盧詢請加引免課，以期減價敵私，命長蘆、兩淮每引加五十斤，免納課銀。此政之在於恤商者。十一年，從江南總督尹繼善言，改設淮南巡道，督理揚州、通州等處鹽務，並於儀徵之青山頭立專營緝私。

其稽官私也，自明以來，膺鹽差者，回京例有呈獻，及上嚴禁，始各將所得報繳。獨福建八萬餘兩為總督滿保查出，於是裁撤鹽官，鹽商命各場由州縣監管。嗣廣東總督楊琳言：“地方官辦課，必委之家丁衙役，非設鋪分賣中飽，即發地裡勒派。且恐貲本不足，挪動地丁錢糧。應將場商停設，發帑委官監收，埠商仍留運銷納課。”從之。

是時上於鹽官量重李衛。衛在浙江可稱者，莫如辦帑鹽。帑鹽者，由松江、台州、溫州三府場鹽產旺，灶多漏私，衛請發帑銀八萬，交場員收買。復奏設玉環同知，使經理收鹽事，而舟山內港內洋、岱山附近之秀山長塗、平陽縣界之肥艚，均委官管理收發。崇明場鹽，令知縣主之。所收帑鹽，儘銷本處魚戶、蜇戶，漁鹽亦準引商、帑商運往他處銷售，各照科則納課外，輸經費銀一二三錢不等，除歸帑本經費，餘銀作為盈餘。由是私淨官暢，每年引不敷運，加領餘引十五萬。凡商運餘引，引輸租銀四分，所完課銀，與帑鹽盈餘，併案題報，年約銀十萬餘。

自上清釐鹽政，積弊如洗。然自裁革陋規，歸入正項，上又有“耗羨入正額，恐正額外復有耗羨，商何以堪”之諭，蓋已知其弊矣。十三年，署副都御史陳世倌言：“鹽課引有定額，斤有定數。按引辦課，未必果有奇贏，即獲微利，何妨留與商人，裕其貲本。乃近年多有以隨利歸公者，考其實乃陰勒商重出。故在官多一分之歸公，在商添一分之誅求，此商受其弊者也。又有以捐助題請者為急公，亦陰勒商總公派。及項無所出，非拖欠引綱，即暗增引斤，或高抬鹽價，此國與民並受其弊者也。請嗣後祗按引辦課，一切歸公捐助等名，應永遠停止。”上命莊親王議。尋覆如所請行。

時江西驛鹽道沈起元與江南總督趙宏恩書，亦言“昔年陋規，非皆收納，今以墨吏私贓作報部正款，在大員自無再收之理，而僚佐豈能別無交際？其為商累實甚”。後有聞於高宗者，乃將兩淮鹽政公費、運使薪水，及雲南黑、白、琅井規體銀蠲除。

初，世宗從宏恩言，命給貧民迴圈號籌，聽於四十斤內負販度日。至乾隆初元，戶部題準六十歲以上、十五歲以下及少壯有殘疾、婦女老而無依者，許於本縣報明，給印烙腰牌木籌，日赴場買鹽一次。既兩淮巡鹽御史尹會一、兩廣總督鄂彌達先後奏言：“奸民藉口貧苦，結黨販私，兩查兵役，未便概撤。”後以貧民過多，停牌鹽，每名日給錢十文至二十四文。

尋改浙江巡撫為總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