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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運者，截留山東、河南所運薊州糧，撥充陵糈及駐防兵米者也。康熙三十四年，議定年需粟米三萬六百餘石，將山東漕糧粟米照數截留，以原船自天津運至新河口，撥天津紅剝船百五十艘，運至薊州五里橋，船載百石，每百里給腳價一兩三錢二分，所需之銀，於過閘入倉腳價內撥給。四十五年，定密雲駐防兵米，在豫、東二省每年徵存薊糧項下撥運，令該縣於春夏之交，赴通領運收倉。平時由水運，有故則陸運。腳價由地糧銀內給發。次年，令豫、東各添撥米百石，備支銷折耗。又撥運保定、雄縣兩處駐防兵米，截至西沽就船受兌，以節耗費。嘉慶初，因東省輪免漕糧，先令豫省兌運，不敷之數，許動支節年倉存薊米，並動碾公穀。其後河南被災，亦準在薊倉存米存穀內碾動。其各州縣派撥之數，薊州五萬八千六百石、易州三萬八千六百石各有奇，密雲一萬一千五百餘石，保定、雄縣共三千一百餘石，良鄉暨大興之採育三百餘石，順義、昌平二百餘石，霸州、東安、固安、寶坻三百餘石，玉田及遷安之冷口各五百餘石，滄州二千七百餘石。又青州駐防兵米二千一百餘石，亦於薊糧內截留運供，德州駐防兵米不敷，亦得動支。此撥運之大略也。

各省之徵收漕糧也，向系軍民交兌，運軍往往勒索擾民。順治九年，始改為官收官兌，酌定贈貼銀米，隨漕徵收，官為支給。雍正六年，以江、浙應納漕糧為額甚巨，若必拘定粳米，恐價昂難於輸將，以後但擇乾圓潔淨，準紅白兼收，秈稉並納，著為令。乾隆初，奏定民納漕米，隨到隨收，嚴禁蠹書留難。四年，諭曰：“朕聞湖北糧米，以十五萬一千餘石運赴通倉，名曰北漕，十二萬六千餘石為荊州官米，名曰南漕，二項原可合收分解。乃有不肖州縣，分設倉口，令糧戶依兩處完納，以圖多得贏餘，重累吾民。著行文該省，將二項漕糧合收，永遠遵行。”七年，定直省有漕各屬，於隔歲年終，刊易知由單，條悉開載，按戶分給，以杜濫科。十年，工部侍郎範燦奏：“江南下江徵收漕米，向借漕費之名，或九折，或八折，自巡撫尹繼善定每石收費六分，諸弊盡革。久之，吏胥復乘緊兌之際，多方刁難，小民勢難久待，不得不議扣折。”諭飭有漕省分大小官吏，嚴行釐剔積弊。嘉慶八年，禁止各州縣漕糧私收折色，及刁生劣監收攬包交。

凡漕糧皆隨以耗費，耗皆以米，正兌一石耗二斗五升至四鬥，改兌一石耗一斗七升至四鬥，皆隨正入倉，以供京、通各倉並漕運折耗之用。其南糧又有隨船作耗米，自五升至二升三升不等，以途之遠近為差。嘉慶間，定江蘇漕糧耗米原備篩颺，耗米四升有奇。嗣後以二升餘劃付旗丁，二升隨糧交倉。浙江、江西、兩湖悉依此例。逮漕務改章，凡改徵折色各省，耗米亦折價與正米並徵，自是漕耗之名遂廢。

初，各省漕糧改為官收官兌，贈貼名稱，山東、河南謂之潤耗，江蘇、安徽謂之漕貼，浙江謂之漕截，江西、兩湖謂之貼運，其數多寡不一，隨糧徵給，均刊列易知由單，私派挪移者罪之。其後江南每糧百石，竟私截至百餘兩，浙江至三十餘兩。糧道劉朝俊以貪婪漕貼萬二千餘兩被劾，給事中徐旭齡亦疏陳贈耗之弊。然貪官汙吏，積習相沿，莫能禁也。康熙十年，議定江寧等府起運耗米及正糧一體貼贈，蘇、松、常三府改折灰石，幫貼漕折等銀悉免之。二十四年，令各省隨漕截銀免解道庫，徑令州縣給發。乾隆七年，定江南漕米贈耗永免停支例。各省收漕州縣，除隨正耗米及運軍行月糧本折漕贈等項外，別收漕耗銀米，其數亦多寡不一，此項耗外之米，皆供官軍兌漕雜費及州縣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