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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實之人董率其事。此人並非官吏，借出之米，還補時遣何人催納？即豐收之年，尚難還補，何況歉歲？其初將眾人米穀扣出收貯，無人看守，及米石缺空，勢必令司其事者賠償，是空將眾人之米棄於無用，而司事者無故為人破產賠償也。社倉之法，僅可小邑鄉村，若由官吏施行，於民無益。今硃軾復以此為請，即令伊久住山西，鼓勵試行。”雍正二年，諭湖廣總督楊宗仁、湖北巡撫納齊喀、湖南巡撫魏廷珍等：“前命建社倉，本為民計。勸捐須俟年豐，如值歉歲，即予展限。一切條約，有司勿預，庶不使社倉頓成官倉。今乃令各州縣應輸正賦一兩者，迦納社倉穀一石。聞楚省穀石現價四五錢不等，是何異於一兩正賦外加收四五錢火耗耶？”尋議定：凡州縣官止任稽查，其勸獎捐輸之法，自花紅遞加扁額以至八品冠帶。如正副社長管理十年無過，亦以八品冠帶給之。其收息之法，凡借本穀一石，冬間收息二斗。小歉減半，大歉全免，祗收本穀。至十年後，息倍於本，祗以加一行息。

三年，從江蘇巡撫何天培請，止頒行社倉五事：一，賑貸均預造排門冊存案；一，正副社長外，再舉一殷實者總司其事；一，州縣官不許干預出納；一，所需紙筆，必勸募樂輸，或官撥罰項充用；一，積穀既多，應於夏秋之交，減價平糶，秋收後照時價買補。

五年，因湖廣社倉虧空，諭：“邇年督撫辦社倉最力者，惟湖廣總督楊宗仁。今據福敏盤查，始知原報甚多，而現貯無幾。朕思舉行此法實難。我聖祖仁皇帝深知之，是以李光地奏請而未允，張伯行暫行而即罷。蓋在富民無藉乎倉，則輸納不前，而貧者又無餘粟可納。至於州縣官，實心者豈可多得？湖廣虧缺之數，倘系州縣私用，必嚴追賠補，或民間原未交倉，或交倉之數與原報多寡不符，若令照數完納，恐力未敷，須斟酌辦理。”六年，世宗諭曰：“前嶽鍾琪請於通省加二火耗內應行裁減每兩五分之數，且暫徵收，發民買穀，分貯社倉，俟數足即行裁減，是以暫收耗羨之中，隱寓勸輸之法，實則應行斟酌之耗羨，即小民切己之貲財，而代民買貯之倉儲，即小民自捐之積貯。乃陝省官員以為收貯在官，即是官物，而胥吏司其出納者，遂有勒買勒借之弊。今特曉示，鐫石頒佈，儻地方官有如前者，以撓擾國政、貽誤民生治罪。”

乾隆四年，戶部議準陝西巡撫張楷奏定社倉事例：一，社長三年更換；一，春借時酌留一半，以防秋歉；一，限每年清還；一，將借戶穀數姓名曉示；一，令地方官稽查交代分賠。五年，議定陝、甘社穀凡系民間者，聽自擇倉正、副管理。其系加二耗糧內留五分為社糧者，責成地方官經理，入於交代。自是之後，州縣官視同官物，凡遇出借，層遞具詳，雖屬青黃不接，而上司批行未到，小民無由借領。此後應請令州縣於每年封印後，酌定借期，一面通詳，一面出借，其期按耕種遲早以為先後。得旨允行。

十八年，直隸總督方觀承疏言：“義倉始於隋長孫平，至宋硃子而規畫詳備。雖以社為名，實與義同例。其要在地近其人，人習其事，官之為民計，不若民之自為計，故守以民而不守以官，城之專為備，不若鄉之多為備，故貯於鄉而不貯於城。今使諸有司於四鄉酌設，粟黍從便，並選擇倉正、副管理，不使胥吏干預。現據報捐穀數共二十八萬五千三百餘石，合百四十四州縣衛所，共村莊三萬五千二百一十，為倉千有五。”帝嘉之。三十七年，戶部議準，社倉仍令官經理出納。

嘉慶四年，又議準社義各倉出納，由正、副長經理，止呈官立案。道光五年，安徽巡撫陶澍疏言：“義倉苟欲鮮弊，惟有秋收後聽民間量力輸捐，自擇老成者管理，不減糶，不出易，不借貸，專意存貯，以待放賑。”如所議行。其後軍興，各省皆廢。同治六年，特諭興復。光緒中，惟陝西巡撫馮譽驥所籌建者千六百餘所為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