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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之用者也。

輕齎銀者，始於有明中葉。以諸倉兌運，須給路費，徵耗米，兌運米一平一銳，其銳米量取隨船作耗，餘皆折銀，名曰輕齎。清因之。每年正兌米一石，江西、兩湖諸省加耗四斗六升或六斗六升，銳米皆一斗。加耗四斗六升者，則以三鬥隨船作耗，而以連銳二斗六升折銀一錢三分；加耗六斗六升者，則以四鬥隨船作耗，而以連銳三斗六升折銀一錢八分，謂之三六輕齎。江蘇、安徽每石加耗五斗六升，銳米一斗，除四鬥隨船作耗，而以餘米二斗六升折銀一錢三分，謂之二六輕齎。山東、河南每石加耗三升，銳米一斗，除二斗五升隨船作耗，餘米一斗六升折銀八分，謂之一六輕齎。其改兌止有耗米，或三鬥二升至一斗七升不等，止給本色隨船作耗，而以存米二升易銀一分，謂之折易輕齎。均每升折徵銀五釐，解倉場通濟庫。康熙四十七年，令每年江南等省額解輕齎銀三十八萬四千兩，內除山東、河南、湖廣、江西、浙江、江南等省額解銀二十四萬六千九百餘兩，仍留通濟庫應用，其蘇松糧道所屬額解銀十三萬七千餘兩，徑解戶部。如倉場不敷，得諮行戶部支發。尋分撥蘇松糧道所屬額解輕齎銀五萬分解通濟庫備用。用此項輕齎銀，例應兌漕通以濟運務，外此有席木竹板等存，皆隨漕交納，其尺寸長短廣狹，均有定製。

道光二十九年，兩江總督李星沅奏南漕改折，戶部定價太輕，開不肖州縣浮勒之端。江蘇巡撫陸建瀛亦言其不便。遂罷改徵折色。同治四年，曾國籓、李鴻章請將江蘇鎮洋、太倉二州縣漕糧改徵折色，不許。光緒十年，翰林院侍讀王邦璽疏陳丁漕有五弊、三難、五宜、三不可。是時直省丁漕積欠頻仍，故邦璽以為言。二十三年，侍講學士瑞洵言南漕改折，有益無損。先是江、浙漕米，除河運十二三萬石外，歲約海運百二十餘萬。二十年，辦理海防，江、浙各省各折十之五六。翌年，兩江總督張之洞擬令蘇省州縣收折收本仍其舊，而由官全行折解。部令仍運本色。張之洞復奏，蘇漕全折，歲可省運費八十萬，浙江全折，兩湖採買全停，剝船挑河各費、漕職衛官各項，均可酌減，歲可省百五十萬。嗣戶部以庫儲支絀，請將江蘇海運漕糧暫減運三十萬石，得銀九十八萬餘兩。奕劻等奏言：“南漕歲有定額，兵民生計攸關，京師根本重地，尤須寬為儲備。言者動稱折漕歲五六百萬，實則不過百餘萬有奇，似不宜輕議更張。”從之。

漕糧之外，江蘇蘇、松、常三府，太倉一州，浙江嘉、湖兩府，歲輸糯米於內務府，以供上用及百官廩祿之需，謂之白糧。原額正米二十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二石有奇。耗米，蘇、松、常三府，太倉一州每石加耗三鬥，以五升或三升隨正米起交，餘隨船作耗，共二萬七百七石有奇；嘉、湖二府每石加耗四鬥，以五升或三升隨正米起交，餘隨船作耗，共萬三千四百八十八石有奇。康熙初，定白糧概徵本色，惟光祿寺改折三萬石，石徵銀一兩五錢。十四年，議定江南白糧仿浙省例，抽選漕船裝運，每船給行月糧米六十九石三鬥，銀五十六兩七錢六分。經費銀，浙江舊例四百五十七兩一錢一釐，議減去銀百二十六兩二錢四分、米二十八石。嗣以運漕、運白事同一體，裁江、浙白糧經費，仿漕糧之例，支給行贈銀兩。至白糧悉系包米運送，並無折耗，俟抵通照例交收。

先是江、浙輸將白糧二十二萬餘石，太常寺、光祿寺各賓館需用二千餘石，王公官員俸約需十五六萬石，內務府、紫禁城兵卒及內監食用需一萬石，尚餘五萬石。乾隆二年，高宗謂：“光祿寺等處收支，原以供祭祀及賓館之用，在所必需。其王公百官俸米，應用白糧酌減其半，以粳米抵充。至賚賞禁城兵卒及內監米石，應將白糧易以粳米，以紓民力。”自是實徵白糯不過十萬石有奇矣。又準松江、太倉額徵白糯，改徵漕糧，即在派運白米十萬石內通融盈縮，以均應減應運之數。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