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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英國最大的通訊社。它在中國的活動，始於一八七一年前後。這裡所說的「路透電」，指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該社由香港發的關於蕭伯納發表演說的電訊，曾刊登於十五日《申報》，題為《對香港大學生演說——蕭伯納宣傳共產》。

〔5〕工部局舊時英、美、日等帝國主義在上海、天津等地租界內設立的統治機關，是帝國主義推行殖民主義政策和奴役中國人民的工具。

〔6〕「特別國情」袁世凱陰謀復闢帝制時散佈的一種謬論。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間，袁世凱的憲法顧問、美國人古德諾（f．j．goodnow）鼓吹中國有「特別國情」，不宜實行民主政治，如他在一九一五年八月十日北京《亞細亞日報》上發表的《共和與君主論》一文中，胡說從中國的「歷史習慣社會經濟之狀況」來看，「以君主制行之為易」。當時中國擁袁稱帝的反動勢力如籌安會等，也極力宣傳「共和不適於國情」之類。這種「特別國情」論，成為反動派阻撓在中國實行民主改革和反對進步社會學說、壓製革命的藉口。〔7〕「政如飄風，民如野鹿」上句出《老子》第二十章：「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下句見《莊子·天地》：「上如標枝，民如野鹿。」

〔8〕樂雯原是魯迅的筆名。一九三三年二月，瞿秋白在上海養病期間，經魯迅提議和協助，把當時上海出版的中外報刊上圍繞蕭伯納到中國而發表的各種文章，輯成《蕭伯納在上海》一書，署為「樂雯剪貼翻譯並編校」，由魯迅作序，一九三三年三月野糙書屋出版。 魯迅先生最近常常用何家乾的筆名，在黎烈文主編的《申報》的《自由談》，發表不到五百字長的短文。好久不看見他老先生的文了，那種富於幽默性的諷刺的味兒，在中國的作家之林，當然還沒有人能超過魯迅先生。

不過，聽說現在的魯迅先生已跑到十字街頭，站在革命的隊伍裡去了。那麼，像他這種有閒階級的幽默的作風，嚴格言之，實在不革命。我以為也應該轉變一下才是！譬如：魯迅先生不喜歡第三種人，討厭民族主義的文藝，他盡可痛快地直說，何必裝腔做勢，吞吞吐吐，打這麼許多灣兒。在他最近所處的環境，自然是除了那些恭頌蘇聯德政的獻詞以外，便沒有更通的文藝的。他認為第三種人不談這些，是比較最聰明的人；民族主義文藝者故意找出理由來文飾自己的不通，是比較次聰明的人。其言可謂盡深刻惡毒之能事。不過，現在最通的文藝，是不是僅有那些對蘇聯當局搖尾求媚的獻詞，不免還是疑問。如果先生們真是為著解放勞苦大眾而吶喊，猶可說也；假使，僅僅是為著個人的出路，故意製造一塊容易招搖的金字商標，以資號召而已。那麼，我就看不出先生們的苦心孤行，比到被你們所不齒的第三種人，以及民族主義文藝者，究竟是高多少。

其實，先生們個人的生活，由我看來，並不比到被你們痛罵的小資作家更窮苦些。當然，魯迅先生是例外，大多數的所謂革命的作家，聽說，常常在上海的大跳舞場，拉斐花園裡，可以遇見他們伴著嬌美的愛侶，一面喝香檳，一面吃朱古力，興高采烈地跳著狐步舞，倦舞意懶，乘著雪亮的汽車，奔赴預定的香巢，度他們真箇消魂的生活。明天起來，寫工人呵！鬥爭呵！之類的東西，拿去向書賈們所辦的刊物換取稿費，到晚上，照樣是生活在紅綠的燈光下，沉醉著，歡唱著，熱愛著。像這種優裕的生活，我不懂先生們還要叫什麼苦，喊什麼冤，你們的貓哭耗子的仁慈，是不是能博得勞苦大眾的同情，也許，在先生們自己都不免是絕大的疑問吧！

如果中國人不能從文化的本身上做一點基礎的工夫，就這樣大家空喊一陣口號，糊鬧一陣，我想，把世界上無論那種最新穎最時髦的東西拿到中國來，都是毫無用處。我們承認現在的蘇俄，確實是有了他相當的成功，但，這不是偶然。他們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