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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再說，四月二十二日本刊上李家作的「以華制華」裡說的警犬。警犬咬人，是蹲在地上冷眼傍觀，等到有可殺的時候，便一躍上前，猛咬一口，不過，有的時候那警大被人們提起棍子，向著當頭一棒，也會把專門咬人的警犬，打得藏起頭來，伸出舌頭在暗地裡發急。

這種發急，大概便又是所謂「過」了。因為警犬雖然野性，但有時被棍子當頭一擊，也會被打出自己的錯誤來的，於是「過而能改」的警犬，在暗地裡發急時，自又便會想懺悔，假使是不大曉得改過的警犬，在暗地發急之餘，還想乘機再試，這種犬，大概是「罪孽深重」的了。

中國人只曉得說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可惜都忘記了底下那一句。

四月二十六日，《大晚報》副刊《火炬》。 這種「不凡」的議論的要點是：（一）尖刻的冷箭，「令受者難堪，聽者痛快」，不過是取得「偉大」的秘訣；（二）這秘訣還在於「借主義，成大名，掛羊頭，賣狗肉的戲法」；（三）照《大晚報》的意見，似乎應當為著自己的「主義」——高唱「神武的大文」，「張開血盆似的大口」去吃人，·雖·在·二·十·歲·就·落·伍，·就·變·為·僵·石，·亦·所·不·惜；（四）如果蕭伯納不贊成這種「主義」，就不應當坐安樂椅，不應當有家財，·贊·成·了·那·種·主·義，·當·然·又·當·別·論。可惜，這世界的崩潰，偏偏已經到了這步田地：——小資產的知識階層分化出·一·些愛光明不肯落伍的人，他們向著革命的道路上開步走。他們利用自己的種種可能，誠懇的贊助革命的前進。他們在以前，也許客觀上是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擁護者。但是，他們偏要變成資產階級的「叛徒」。而叛徒常常比敵人更·可·惡。

卑劣的資產階級心理，以為給了你「百萬家財」，給了你世界的大名，你還要背叛，你還有什麼不滿意，「實屬可惡之至」。這自然是「借主義，成大名」了。對於這種卑劣的市儈，每一件事情一定有一種物質上的榮華富貴的目的。這是道地的「·唯·物·主·義」——名利主義。蕭伯納不在這種卑劣心理的意料之中，所以·可·惡·之·至。

而《大晚報》還推論到一般的時代風尚，推論到中國也有「坐在安樂椅裡發著尖刺的冷箭來宣傳什麼什麼主義的，不須先生指教」。這當然中外相同的道理，不必重新解釋了。可惜的是：獨有那吃人的「主義」，雖然借用了好久，然而還是不能夠「成大名」，嗚呼！

至於可惡可怪的蕭，——他的偉大，卻沒有因為這些人「受著難堪」，就縮小了些。所以像中國歷代的離經叛道的文人似的，活該被皇帝判決「抄沒家財」。《蕭伯納在上海》。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申報·自由談》，原題為《蕭伯納頌》，署名何家幹。

〔2〕蕭伯納（g．b．shaw，1856—1950）英國劇作家、批評家。出生於愛爾蘭都柏林。早年參加過英國改良主義的政治組織「費邊社」。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譴責帝國主義戰爭，同情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一九三一年曾訪問蘇聯。但他始終未能擺脫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觀點。主要作品有劇本《華倫夫人的職業》、《巴巴拉少校》、《真相畢露》等，大都揭露和諷刺資本主義社會的偽善和罪惡。一九三三年他乘船週遊世界，於二月十二日到香港，十七日到上海。〔3〕「和平老翁」一九三三年一月六日《大晚報》曾載蕭伯納將到北平的訊息，題為《和平老翁蕭伯納，鼙鼓聲中游北平》，其中有希望蕭伯納「能於其飛渡長城來遊北平時，暫使戰爭停頓」的話。〔4〕「路透電」即路透通訊社的電訊。路透社由猶太人路透（p．j．reuter）一八五○年創辦於德國亞琛，一八五一年遷英國倫敦，後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