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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月，正在慶祝辛亥革命勝利“雙十節”的時刻，北伐軍攻下了武昌城。

辛亥首義就是從武昌打響第一槍的。整整15年後，革命軍又在此時此刻攻下了武昌城。這難道是歷史老人的刻意安排或僅僅不過是巧合？

總之，訊息傳來，數十萬人民“脫帽，搖旗，揮拳，鼓掌，破命的高呼”……歡慶這以鮮血和生命為代價換來的勝利。這一天，在漢口出席中華全國總工會開幕典禮會上，郭沫若又激盪其詩人的感情，大聲地致詞說：

今年的雙十節值得加倍慶祝，可以說是四十節。同時，總工會又在今天開幕，更加值得加倍祝賀，合起來是六十節！

郭沫若的講話，引起掌聲雷動，全場群眾情緒激昂。但是，此時此刻，郭沫若想起犧牲的戰友，一時也禁不住感慨萬千。很快，他被提升為北伐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軍銜晉升為中將。由於主任鄧演達工作異常繁忙，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段內，總政治部的工作實際由郭沫若代替鄧演達主持。郭沫若在後來的文章中回憶說：

“鄧擇生（鄧演達字，編者注）高興得到我這樣的一個人做他的下屬，但他仍然要把我當成‘軍師’一樣敬重。”可見他們之間的熟知與默契。

北伐軍佔領武漢，標誌著武漢實際上已成為革命的中心和大本營。國共兩黨決定在武漢建立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由鄧演達兼任校長。鄧演達仍然特聘他的親密“軍師”郭沫若擔任軍校政治教官。

1927年2月，武漢分校正式開學，郭沫若以極大的熱情在做好政治教官的同時，更多精力還要履行北伐軍總政治部的工作，他忙得不亦樂乎。

就在北伐大軍一路所向披靡，窮追猛打反動軍閥的同時，毛澤東堅持在另一條戰線即他一貫從事的發動農民的工作。

此刻，毛澤東也已到了武漢。

9月中旬，他在送走第六屆農講所學員，結束農講所的工作之後，參加了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委員會與各省黨部代表的聯席會議。在會上，他從北伐戰事取得的勝利的背景出發，論述了農民政策應是國民革命最重要的政策，要堅決地為維護農民利益而鬥爭。會後，他即離開廣州，根據組織要求，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上海工作。由於他歷來重視農民問題，他主要還是從事農民運動工作。

1926年12月中旬，他又到漢口參加中共中央召開的特別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分析當時的政治形勢，制定黨的鬥爭策略。會後，毛澤東回湖南考察農民運動，在深入實踐的基礎上，寫出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之後，即回武漢致力於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創辦工作，在實踐上為發展全國農民運動而奔忙操勞。

此時毛澤東在武漢住所是在武昌都府堤41號。這也是一幢南方極普通的舊式民居。毛澤東已把家屬從湖南老家接來同住。毛澤東住在靠左邊的房子裡，毛的妻子楊開慧住在前面房裡，楊老太太以及岸英、岸青則住在後面房裡。

都府堤41號有很多革命同志來住過，如毛澤民、毛澤覃、彭湃、蔡和森、夏明翰等。他們經常在這裡開會，吃飯，十幾個人圍一圓桌，站的站，坐的坐，毛澤東和楊開慧也和大家一起吃飯。

這時，毛澤東已出任中央農民委員會書記，並任全國農民協會總幹事。他那時在農講所講課，還要寫文章，一天到晚忙得團團轉，經常很晚才回家，經常寫材料到深夜。

此時身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其辦公地點則是在原湖北省議會里。他和毛澤東，儘管一個因為工作繁忙，一個因為戰事倥傯，二人見面的機會並不多，但畢竟由於都在一個革命營壘，因而時有接觸。特別是，由於當時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在北伐途中，深感人民群眾尤其是廣大農民對戰事的支援對打勝仗極為重要，意識到國民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