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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軍的政治工作要偏重在農民運動，作為總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對此也深有同感，因而也就自然要分出一些精力關注農民工作，這樣一來，也自然促進了他同毛澤東的接觸和聯絡。

不過，由於北伐戰事發展迅速，局勢瞬息萬變，無論是毛澤東在武漢辦農民講習所或郭沫若在武漢搞軍隊政治工作，都處在不斷變動之中。

11月初，北伐軍佔領了江西的九江，在勝利的當天晚上，鄧演達即派郭沫若作出發的準備，立即到九江工作，準備迎接南昌的克復，並且主持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接到命令的郭沫若自然風急火速地做好了準備，而且，由於形勢的需要，他們幾個同志必須改裝成便衣，秘密地在夜間上船出發。他甚至來不及與毛澤東以及其他一些同志告別。與離開廣州時大張旗鼓地告別餞行不同，郭沫若這次離開武漢恰與之形成鮮明對比。

不過，無論是郭沫若、毛澤東，或別的一些人，江城的聚散，都在自己的腦海中留下了深深的記憶。因為短短的江城相聚，正是北伐革命的高潮期，也是北伐革命的轉折期。各人都忙自己一攤工作，既沒有時間敘舊，也沒有時間論新——討論未來。

這一次在武漢，因為郭沫若擔子重，工作忙，毛澤東沒有請郭沫若到農講所上課，也沒有機會和在廣州那樣一道到什麼地方演講。對於他們來說，這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發展革命，推進北伐，在全國範圍內擴大革命的成果。他們雖來不及考慮個人之間的友情，但都相信為了工作的需要，分別只是暫時的，相聚總有機會。

不過，此時無論是毛澤東或郭沫若，誰都不會想到時局的變化會那樣快，那樣大。由於資產階級右派的叛變革命，蔣介石不斷排斥共產黨和革命同志，掠取勝利果實，終於在1927年春天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事變，把革命淹沒在血泊中，而自己則登上了獨裁者的寶座。

至於毛澤東和郭沫若，他們也萬萬沒有想到，在歷史痛苦地經過18年後，二人才能再得重逢。

當然，即便是艱難歲月，關山遠隔，他們的革命思想革命精神仍然把他們連在了一起。就在毛澤東領導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率領起義隊伍走上井岡山的道路時，1928年1月，在上海養病的郭沫若就寫下了激動人心的詩篇《我想起了陳勝吳廣》

詩中頌揚“在工人領導之下的農民暴動，朋友，這是我們的救星，改造全世界的力量！”他還寫詩表達自己對革命的堅定信心：

朋友，你以為目前過於沉悶了嗎？

這是暴風雨快來時的先兆。

朋友，你以為目前過於混沌了嗎？

這是新社會快要誕生的前宵……我已經準備下一杯鮮紅的壽酒，朋友，這是我的熱血充滿心頭。

要釀出一片腥風血雨在這夜間，戰取那新生的太陽，新生的宇宙！

郭沫若在詩中認為低潮過後必有高潮，堅信革命一定會勝利。

而毛澤東於1930年1月5日也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宣告：

……反帝反軍閥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樣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會要到來。中國是全國都佈滿了乾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話，正是時局發展的適當的描寫。

又說：

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兩位革命家和詩人毛澤東和郭沫若，就是這樣用詩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信念。

第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