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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力開風氣，破拘攣之故習，求制勝之實濟，天下危局，終不可支，日後乏才，且有甚於今日者，以中國之大，而無自強自力之時，非惟可憂，抑亦可恥。”

以下引自《曾國藩趙烈文之辯》，足以對照時代。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與趙烈文聊天時憂心忡忡地對趙說：“京中來人云：‘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袴。’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趙烈文回答說：“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就是說，現在“天下”統一已經很久了，勢必會漸漸分裂，不過由於皇上一直很有權威，而且中央政府沒有先爛掉，所以現在不會出現分崩離析的局面。但據他估計，今後的大禍是中央政府會先垮臺，然後出現各自為政、割據分裂的局面；他進一步判斷，大概不出五十年就會生這種災禍。

聽了趙烈文這番話，曾國藩立刻眉頭緊鎖，沉思半天才說：“然則當南遷乎？”顯然，他不完全同意趙烈文的觀點，認為清王朝並不會完全被推翻，有可能與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的政權南遷、南北分治、維持“半壁江山”的王朝一樣。對此，趙烈文明確回答說：“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他認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東晉、南宋那樣南遷偏安一隅，恐將徹底滅亡。曾國藩反駁說：“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趙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國勢之隆，食報已不為不厚。國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後君之德澤，未足恃也。”趙的談話確實非常坦率，他實際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清軍因明亡於李闖、吳三桂因紅顏一怒大開城門而入關，所以“創業太易”；入關後為震懾人數遠遠多於自己的漢人而大開殺戒，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誅戮太重”，這兩點決定了清王朝統治缺乏“合法性”。而清王朝後來的君王——可能他心中所指為康、乾、嘉——的“君德”故然十分純正，但善與惡並不互相掩蓋彌補，何況“天道”已給他們帶來了文治武功的“盛世”作為十分豐厚的報答，因此這些後來君主們的“德澤”並不能抵消清王朝“開國”時的無道，仍不足補償其統治的合法性匱缺。對趙從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殘暴性這兩點否定其統治的合法性的這番言論，曾國藩並未反駁。沉默很久後，曾才頗為無奈地說：“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祏之隕”。

當時的中國，非但朝廷昏庸無能，民族精神之衰落也早已慘不忍睹。

“應付鴉片戰爭之朝廷命官，其見識思維毫無過人之處，對世界大勢懵懂無知，事過之後亦無奮起學習之熱情。”

“太平軍事起，曾國藩驚呼：無兵不足以痛苦，無餉不足以深憂，惟欲求一耿耿忠憤血性之士而不可得，此則足以堪憂也。

同治中興之領導階層，絕大多數都無法擺脫小圈子利益之怪圈，國家興亡、民族存亡終究退居其次。滿洲王公貴族集團之貪婪腐化、鼠目寸光、自私無恥。

滿族入主中原之後，其壓制思想自由之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中國之學術文化，完全限於停頓。學術幾無可稱之處。所謂乾嘉學者，說到底不過是尋章摘句之腐儒，完全沒有經天緯地之偉大創造。其於弘揚民族精神、激國人血性熱情，毫無助益。等到列強瓜分中華，國家生死存亡之際，中華文明固有之偉大精神被連根拔起，徹底摧毀。”

各地商幫精英對於國防一事也無能為力，只能在商業上努力與外邦抗爭。武行精英提倡“尚武精神”、“強國強種”。很多愛國志士也都投身於變法維新之列，大拳師更是以七尺身軀，當其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