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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魏徵的話為貞觀之治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正是因為這一番對話開啟了盛況空前的貞觀之治。

讀到這則史實，我常常會生出許多感慨。事實上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之前，新加坡的發展經驗便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類似於隋文帝時期的開皇之治，但是中國卻並沒有能借鑑其成功經驗做到象唐時那樣的盛治。我們在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方面都多有不盡人意之處，令人深思，發人深省。或許歸根結底在於我們缺乏象唐太宗李世民之雄才偉略，缺乏象李世民之虛心接受批評的誠懇態度以及象魏徵之勇於堅持真理的精神和高瞻遠矚之遠見卓識；也由於我們沒有虛心地拜新加坡人為師，從新加坡的發展經驗中吸取有益的營養因素。

共產黨人其實是有很多惰性思維的。譬如說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沒有出現預期的效果，我們就會歸根於中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可供參考的經驗。那麼試問新加坡經驗是不是經驗，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又是不是經驗呢？說到沒有經驗，真正沒有經驗的其實是隋文帝，當時的隋朝耳目閉塞，並不能參照任何國家任何現成經驗，但是沒有任何經驗的隋文帝卻實現了開皇之治，其創新精神、開拓進取之精神真正令人感佩不已。說到沒有經驗，新加坡人也沒有經驗，但是新加坡人卻如同隋文帝時一樣迅速的發展壯大了起來。可以這樣說，真正具有首創精神的是新加坡人，我們只需要象唐太宗吸取隋文帝之經驗和教訓就足以使中國的改革開放道路走得更快更好。處於當今資訊高度發達的資訊社會，片面強調沒有經驗只不過是為庸人自擾耳。還有的說中國是個有著幾千年封建思想毒害的國家，所以改革難以成功。我有時真的很憤懣，要說受幾千年封建思想的毒害，同屬華人的新加坡人亦是如此，而且中國人較之新加坡人還有一個優勢，那就是中國經歷了波瀾壯闊的新*主義革命，對掃清封建思想的流毒影響有著無法估量的影響，這卻是新加坡所並不具備的，新加坡人並不以其封建殘餘為苦，為什麼中國人會如此著意地牽強附會呢？還有的說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與新加坡同日而語，那麼我要問是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就得自甘墮落呢？再還有的說新加坡是個小國家好治理一些，中國太大了所以難於治理。我覺得這更是無稽之談。中國雖然大，但終歸是由一個個的省、市、地、縣、鎮、鄉、村組成的。那麼這些相對小的地方該能治理得了了吧。況且隋文帝時、唐時帝國版圖之大甚於今日，為什麼當時的中國人能實現盛治，今天的中國人倒不能了呢？總不能因為中國版圖大就將領土拱手相讓於別人吧。總之這種種論調同封德彝相比可謂小巫見大巫，彼此同根同源，沆瀣一氣。中國所以如此不堪正是因為中國人心中存在著太多封德彝式的抱殘守缺不思進取的種種思想幹擾而缺少象李世民、魏徵式的那種非凡的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

真正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其實是有條件的，沒有如李世民之雄才大略與遠見卓識；沒有如他的海納百川之胸襟與虛心，都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魏徵式的批評如遇隋煬帝之流只會被視為危言聳聽，禍國殃民之語，只有象李世民這樣的政治家才會欣然神會虛心聽取，甚至唯恐其知而不言，言而不盡。對於才能平庸的泛泛之輩，批評者自避尚且不遐，再偉大的批評都只能是自取其辱。同樣沒有偉大的胸襟，沒有虛心接受批評的真誠態度，總是從一種高度政治化的觀念出發來曲解批評，大概也只能產生如封德彝一樣唯唯諾諾的舊式官僚而已。就當代中國而言，高屋建瓴式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仍舊是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話題，就此剎車。

他扶持壯大了自己的敵人………我說諸葛亮

一、第一等智者

在我看來，第一等智者應該首先是那些能對歷史的趨勢作準確預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