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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滅一樣。如果我真的那麼做了，顯然我仍然會被扣上另一頂帽子：因為未能及時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我一直心存負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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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處尋醫（3）

1991年2月27日星期三，在高地小學的學前語言機構，一名助手帶著丹爾去了保育室，我和傑米坐下來跟語言治療師格雷斯以及教育心理學家瑪麗？史密斯談話。我們訴說了對兒子的擔心，他們都承認我們的壓力的確很大。

突然，我再也無法掩飾自己驚慌的內心，直截了當問瑪麗？史密斯：“丹爾的確患有自閉症嗎？”

她猶疑了一下，平靜地回答說：“我們也在做類似的猜測，恐怕是這樣。”

我的心一陣冰涼。我已經做好了最壞打算的心理準備，始終不能面對這一刻，不可言喻，我內心深處的恐懼被專業人士認可了。與此同時，我也奇怪地感到了某種程度上的輕鬆，無法避免的終於還是發生了。我記得當時自己說了正式診斷的重要性，以及聽到他們回答時的困惑。他們說：“我們不喜歡給孩子貼標籤。”隨後繼續解釋丹爾的溝通問題，他的有些行為已經“屬於自閉症的範疇”。我竭力掩飾自己的悲傷心情，卻看到傑米的內心掙扎。他必須面對一個他一直盡力逃避、拒絕承認的詞。

儘管專家說了些關於貼不貼標籤的問題，我和傑米都一致認為眼下最重要的讓丹爾進行一個正確合理的診斷，儘快根據他的病情進行教育和治療。為此我們提出了轉到約克山兒童醫院的請求，那是當時唯一一家能夠確診類似病例的醫院。那個心理學家答應了，解釋說目前還沒有接待類似丹爾病症的專門科室。最近已決定在高地建立這麼一個機構，專門接收三個患有　“自閉症疑似症狀”的學前兒童，目的是儘量幫助這些孩子健康成長，讓他們融入現存的較大的學前教育機構中去。（學前教育機構的孩子相對來說語言問題稍輕微些。）學校在這之前從未進行過嘗試，現在有三個同齡的孩子都患有自閉症，校長決定試一試，看看是否可行。

令人欣慰的是，丹爾也被邀加入這個“週一班”。沮喪隨之而來，丹爾每週只有週一的一小時十五分鐘的時間待在那裡，加上很多公共假期都在週一，他實際接受治療的時間少之又少。但丹爾需要更多這樣的時間，以及一個能夠教他與其他同齡孩子一起相處的育兒所。他們的回答讓我和傑米失望不已：“我們沒有這樣的地方。”

隨後我們見到了學前語言機構的校長。她很友善，對我們的遭遇深表同情，並帶我們一起去接丹爾。在與照看丹爾的那位老師談話時，我不安地看了一眼傑米。他站在那裡，雙眼迷茫地望著窗外。

離開前，瑪麗？史密斯建議我們聯絡一個叫做吉姆？泰勒的人。他是艾洛亞市斯楚安自閉症兒童學校的校長。斯楚安自閉症兒童學校由蘇格蘭自閉症兒童機構管理，是當時唯一一所研究兒童自閉症的學校。

離開學前語言機構後，我們實在無法獨處，就去了我父母那裡。我記得當時在回家的路上，我和傑米都一語不發，依然處在震驚中。丹爾坐在車的後座，安靜得讓人意識不到他的存在。

到了父母家，我悲傷地投入媽媽的懷抱，抽泣著說：“是自閉症。丹爾患有自閉症。”

她像平常一樣，絲毫不氣餒地撫慰我：“是嗎？沒關係，他永遠是我們的丹爾，我們會盡最大的努力幫助他。”

回家的路上，我們依然保持沉默。我猜想傑米是否已經接受眼前所發生的一切。晚上睡覺時，我聽到從丹爾屋裡傳出奇怪的聲音，走過去，竟發現傑米蜷縮在丹爾的床上，緊緊地抱著他，傷心地哭著。我不忍心，跑過去抱住傑米，一遍又一遍地向他保證我們一定會挺過去的。

“我們不會放棄，”我安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