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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怎麼樣的。

冷剛說，成都這個地區，歷史上《華陽縣誌》裡面寫了一句話：“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改革開放以來，成都城市的發展比較快，城鄉差別也越來越大。在農村地區，我們農民是自己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學。我當過生產隊長，我曾經回到我當知青的地方，山還是那樣的山，人還是那些人，農村還是如此的貧窮。這又咋個行呢？我們黨，打天下靠的是農民，建設新中國還要靠農民，但是新中國成立這麼多年來，農民仍然很貧窮。在這種情況下，應當還利於農民。

我追問一句，是“還利”，不是“讓利”？

冷剛說，對，是“還利”，不是“讓利”。因為這個“利”，本來就是農民的。我們黨是離不開農民的，可以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農民就沒有共產黨”。不把農民的問題弄清楚，不把農民的事情擺擺平，執政黨的基礎是夯不實的。你建設現代化也好，建設綜合國力最強的國家也好，構建和諧社會也好，建設小康社會也好，“三農”問題不解決，你整啥子都整不成。

我說，話是這麼講，問題是有沒有辦法。

冷剛說，所以到了2003年3月份，春城書記就把雙流、都江堰、郫縣、大邑、龍泉五個區縣的領導幹部叫到一起，談了四句話：“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綜合運用各種政策措施，切實加快城鎮化程序，進而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春城書記要我們領會四句話的精神，回去進行試點工作。

我知道這四句話。這四句話，在李春城2003年8月黨代會的報告中表述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綜合運用各種政策措施，切實加快城鎮化程序，加快農村居民轉變為城鎮居民的步伐。”後來，它又濃縮為兩句話。先是提“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加快城市化程序”，2003年10月到現在（2005年8月）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所謂“統推”的來歷，大致如此。

但問題不在於或並不完全在於話怎麼說，更在於事怎麼做。雙流和都江堰、郫縣、大邑、龍泉四個區縣一樣，是要打頭陣的。領得將令的冷剛，究竟怎樣不負厚望？一馬當先的雙流縣，又究竟怎樣破門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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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突破口（2）

冷剛說，這個事情，開不得玩笑，打不得馬虎，先得想清楚了再做。過去我們很多事情，決心不能說不大，力度也不能說不強，但是效果不佳，可以說是“投入不少，動作不小，解決不了”。為啥子呢？就因為沒有想清楚。比如扶貧，在我看來是越扶越貧，錢沒用到關鍵地方嘛！所以回到縣上，我們領導班子就開始著手研究這個問題。首先是從農村著手，把農村問題的關鍵抓住。

我問，你們認為農村問題的關鍵是什麼？

冷剛說，是農民與土地的關係沒有處理好。作為雙流縣來講，第一輪承包和第二輪承包，南方和北方不一樣。我們農民是按照平均主義大鍋飯的思想來進行分配的，好壞均攤，肥瘦搭配，因此承包的土地是零星分散的。比如煎茶鎮老龍村九社的一戶農民牛澤成，一家四口人承包土地12畝，分成46塊，最小的一塊栽不下三窩苗。土地的零星分散制約了農民增收，無法進行規劃種植，無法產生規模效益。我們農民的素質本來就不高，對市場的應變能力非常差，如果還地少人多，這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就非常困難，農民增收就非常緩慢。你想嘛，一畝地養十個人，和十畝地養一個人，哪個效益好，吃得飽？就是瓜兒（傻子）也算得清。我們成都的情況是什麼呢？全市農民的人均耕地面積是畝，你就是種黃金也富裕不起來！

我問冷剛，你的意思是說，要解決“三農”問題，實現農民增收，就必須徹底改變農民和耕地面積的比例，減少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