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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理了。故事裡的名人或英雄大抵有兩種。一是官，一是文人，前者如包

龍圖海瑞彭宮保，後者如羅隱秀才解學士徐文長，至於聰明的白衣‐‐例如

後世社會上很有勢力的流氓，則不大有份。這或者因為在科舉制度下的社會

裡起碼非秀才不能有勢力，或者也因為那時流氓便由秀才們兼做去的緣故

罷。總之這一點裡與西洋很有不同，假如不把主教來當作官，教徒與武士當

作文武秀才看。七賢是本地人，他們在故事裡的地位所以並不是官，可以像

彭宮保那樣地有許多作為，但只是一位鄉紳，那麼也就歸入文人隊中，跟了

徐文長去活動活動罷了。徐文長一派自羅隱秀才以來便不大闊氣，只有解學

士算是有一官半職，如今前後七賢都是不很小的官兒，真可以說是同路人中

最有光榮的了。記得容元胎君序中說及因此可以考見中國人民尊重官和科名

的心理的一斑，我覺得這也說得很有道理。這種心理是全國的，或者說是全

文化的亦無不可，因為在朝鮮安南恐怕也逃不了這影響。其次，這些故事多

是流動的，流傳在各處，集合在一個箭垛上，便成了傳說，散出來又是種種

的童話或笑話。因為如此，七賢的地方傳說頗缺少地方色彩，大抵與羅解徐

諸前輩的言行同一軌範，故其地位不重在地方文藝上，但以國民傳說的研究

資料論，則自有其真價值也。

中國民俗學的運動漸漸發達，特別在廣東浙江兩省，因了鍾敬文婁子匡

林培廬諸同志的努力，有好些研究機關與刊物，這是很可樂觀的事。研究的

初步重在蒐集資料，中國地大物博，這種工作也就頗煩重，不是現今少數同

志所能辦好，在這樣困難之下卻總能有那些成績，風俗和歌謠故事方面有了

不少記錄，不能不說是很好的成績了。但是資料蒐集固然多多益善，而蒐集

的得法不得法也是一個重要問題，其中最要注意的是其記錄的方法。我們現

在只就故事來講，蒐集故事的缺點是容易把它文藝化了，它本來是民間文學，

蒐集者又多是有文學興趣的，所以往往不用科學的紀錄而用了文藝的描寫，

不知不黨中失了原來的色相，這當做個人的作品固有可取，但是民俗學資料

的價值反未免因而減少了。歌謠故事之為民間文學須以保有原來的色相為條

件，所以記錄故事也當同歌謠一樣，最好是照原樣逐字抄錄，如不可能則用

翻譯法以國語述之，再其次則節錄梗概，也只可節而不可改，未後二法已是

蒐集故事者的特許自由，為蒐集歌謠者所不能援引者也。大凡愈用科學的記

錄方法，愈能儲存故事的民間文學與民俗學資料之價值，這本是極普通的話，

因為偶然想到，便蛇足地寫在這裡了。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於北平苦雨齋。

□1933年作，1934年刊，&ldo;天馬&rdo;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苦雨齋序跋文》

墨憨齋編山歌

明末清初文壇上有兩個人，當時很有名，後來埋沒了，現在卻應當記憶

的，一是唱經堂金聖歎，二是墨憨齋馮夢龍，‐‐此外還有湖上笠翁，現在

且按下不表。

關於金聖歎的事跡，《心史叢刊》中有一篇考，說得頗詳細。佩服聖嘆

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