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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歐克肖特（MichaelOakeshott）：《政治中的理性主義》，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第

41頁。

5　趙樹理：《李有才板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第8頁。

6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冊，*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第513頁。

7　董大中：《趙樹理年譜》，北嶽文藝出版社，1993年，第6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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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知識分子在新意識形態建立中的角色（1）

延安知識分子在新意識形態建立中的角色

——以《學習》雜誌事件為例

一 延安知識分子及來源

從延安整風以後，新意識形態的建立基本成型。新意識形態的完成雖然以毛澤東為主導，但這個完成過程並不是個人力量可以達到的，延安知識分子在新意識形態的形成和不斷完善中，起了很大作用，當時新聞思想的形成中就有陸定一和胡喬木的責任。這一點，可以透過50年代初發生的《學習》雜誌事件來做一個分析，在這個事件中，可以看出延安知識分子在新意識形態建立中的一些功能。

所謂延安知識分子，主要指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從事自然科學的知識分子不在此列。延安知識分子的主要來源是當年的左傾教授和左傾青年：在教授中以陳伯達、艾思奇、范文瀾為代表，在青年中以胡喬木、于光遠、胡繩為代表。當年投奔延安的知識分子很多，但並不是所有到了延安的知識分子就是“延安知識分子”，而主要是指那些在思想和行為上都能與延安保持平衡的知識分子。如果說延安確有新文化，那麼創造這些新文化併為這些新文化所化的知識分子，才可以視為是“延安知識分子”。有些沒有到過延安的人，仍可以把他們看做是延安知識分子，而像王實味、蕭軍、高長虹等雖然到了延安，但最終無法和延安文化達成平衡，所以也不應當看做是“延安知識分子”。

延安自己沒有大學，它的知識分子都來自於當時中國社會的各類大學。就教育背景而言，延安知識分子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一類人，他們差不多都出自當時中國最好的大學，像陳伯達是吳承仕的學生，范文瀾是黃侃的學生，而胡喬木、于光遠都是清華大學的學生，胡繩曾考入過北大，等等。就個人的歷史選擇而言，延安知識分子比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要付出更大的勇氣，這也同時說明延安知識分子的思想是以激進為特點的。就個性和才華而言，他們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相比並不遜色，而且在許多方面可能還要強過他們。特別是在把理論和學術用來指導行為，把馬列主義中國化方面，他們更有創造才能。就學術背景和寫作才能評價，像陳伯達、胡喬木、于光遠、胡繩，都是學有根底的文章高手。

說到延安知識分子，就不能不說當年的馬列學院和後來的中央研究院。延安創辦*列寧學院的目的是培養和教育幹部，提高幹部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院長由張聞天兼任。從1938年5月5日*一百二十週年誕辰時成立，到1941年改組，它前後約有三年時間。

馬列學院的學習期限是三個月，主要課程有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中國革命基本問題、近代世界革命史和黨的建設。延安馬列學院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大學，只是一個培訓性質的學校。無論共產黨還是國民黨，凡短期訓練班都有極強的實用性，也是其日後相關方面的幹部基地。當時課程設定是以馬列主義為基本內容的，幾乎沒有其他思想。教政治經濟學的是副院長王學文，教馬列主義基本問題是吳亮平，哲學是艾思奇，中國革命運動史和西洋革命史是楊松（後為《解放日報》總編）及陳昌浩，大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