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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想。如果我們承認啟蒙運動的精髓是透過知識尋求解放，我們就必須承認人類的知識是一點一滴地累積而來，而不是先驗地可以一攬子獲得。人若不能一攬子獲得所有知識，就不可能成為絕對真理的擁有者。知識的貧困使人們不可避免地會犯錯誤。在此意義上，所謂偉大人物，不過是有機會犯下最大錯誤的一些人而已。人的自由天性以及知識的貧困，是我們主張思想必須自由的兩個前提。與黑格爾等歷史理性主義者、“預言家”和“救世主”們不同的是，波普爾認為個人的尊嚴只有在自由批評的氛圍中才能得到體現，具有真理意味的見解只有在公共批評空間中才有可能自由形成，它與人們懷有何種“動機”參與辯論無關。

“你可能是正確的，我可能是錯誤的；即使我們的批評性討論不能使我們明確決定誰是正確的，我們仍會希望在討論後對事物看得更清楚。我們都可以互相學習，只要我們不忘記真正重要的不是誰正確，而是我們更接近真理……我們需要別人，以便使我們的思想受到檢驗，弄清我們的哪些觀念是正確的。批評性討論是個人思想自由的基礎。但是這意味著，沒有政治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因此，政治自由成為每個人充分運用他的理智的條件。”

初版序：從理想國到思想國（5）

世界上只有兩種政體，一種是被統治者只能透過流血才能擺脫統治者的政體，另一種是不用流血就可以擺脫的政體。前一種是暴政或獨裁，後一種是民主政體。兩者的根本區別，就是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有與無的問題。前者屬於封閉社會，人們的生活習慣是一種神秘的、非理性的態度，反對變化，充滿了禁忌；而後者是開放社會，人們把生活習慣當成可以批判思考的物件。前者的成員像一個有機體的器官或細胞，各據其位，各司其職，有發號施令的大腦，有唯命是從的手腳；而後者的成員在整體中的地位是可以互相競爭與流動的。

換言之，在哲人王時代，國家只有一個大腦，當這個大腦失靈，整個國家就會出現“腦癱”，無論多健康的肢體，都不得不為這個癱瘓的大腦付出僵死的代價。專制社會最難解決的王位繼承問題因此可以理解為一個國家驟然腦死亡後的改朝換代。然而，在一個開放的社會，人人都有自己的大腦，都可以自由思想。個體的腦死亡，不會造成整個社會的混亂甚至崩潰。因為國家之腦源源不斷彙集了全體國民的智慧。它是海納百川的知識，而不是自上攤派的真理。我們提倡多元化的社會，主張不要把一個國家裝在一個籃子裡，同樣意味著不要把一個國家裝在某個人的腦子裡。所謂思想共和國，就是一個有機會讓各種思想互相抵達，同時又分散了思想最壞的風險的知識共同體。△米△花△在△線△書△庫△&nbsp；book。MIHUA。net

不久前，我與一位法國外交官聊天。言及對中國人的最深刻的印象，這位朋友的回答是：當下許多中國人還不會獨立思想，喜歡盲從，隨大流。相信這也是許多讀者的印象。無論是學校教育，還是社會教育，這片土地對個人獨立思考的培養與寬容都是十分稀缺的。或許正是這個原因，幾十年過去，主張“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胡適和倡導“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陳寅恪在中國至今來者寥寥。歷史學家唐德剛說中國將以兩百年之功完成中國政治及文化意義上的大變革與大轉型。筆者相信，它同樣需要一場漫長的關於知識與思考的革命，藉此透過數代人的努力建立一個思想共和國。在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度裡，人人可以自由地思想與旅行。這將是一個人道的、人本的，以知識為信仰的新新中國。

2005年1月28日，巴黎，米哈博橋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