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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一張貝爾·加拉的照片，遞給羅曼。“這個人。”他見羅曼對照片皺眉，顯然沒認出是誰。“在戛納，”班底利提醒他道。“有人見你與這人在卡爾通飯店的露臺上喝酒，那是在兩年前的電影節上。”

羅曼再次打量了下貝爾·加拉的照片。“啊……對……”他慢慢說道。“現在我記起來了……”他捻了好幾次手指來幫助回憶。“安德魯。科特瓦……是這個名字……”

班底利往前靠了靠。“你就知道他這個名字嗎？”

“是的。”羅曼突然咧嘴一笑。“你是說這個名字是假的？我早該知道！我還曾想哄他為我的一部影片投點資呢。他應該是個有錢人，在摩洛哥或別的什麼地方幹大生意。我的秘書就是這麼說的。在電影節上全是這種事：沒錢的人們相互哄騙！”他大笑起來，但自嘲的成份居多。

“講講你對他的瞭解，”班底利說，“也許能幫助我們找到他。”

羅曼搖搖頭。“我知道的就這些了。就在兩年前見過他一次。那時給我當秘書的那個女人可能對他更瞭解些。我敢說他倆肯定在一起睡過覺。”

“到哪兒去找你的秘書？”

“我也差不多有兩年不見她了。估計是回英國去了。她是英國人。”

“有她的地址嗎？”

羅曼聳聳肩。“沒有。我付不起工資，她就甩手走了。以後就音訊渺無。我能告訴你什麼呢？我只知道她是英國人，她的名字叫朱麗葉·夏爾。”

那天下午兩點鐘，亨特正呆在尼斯的美國領事館中，班底利從羅馬打電話告訴了他這個情報。

班底利在電話的那一端啞聲笑著說：“你就甭客套了，西蒙。這是一條已經過去了兩年的線索，對你可能沒什麼用處。”

“用處是不大，”亨特不得不承認。

但他還是給倫敦的克拉爾警長打了個電話，將這件事告訴了他。“她叫朱麗葉·夏爾，是英國人。我們知道的就這些。你能否去找到她，替我跟她談談，她也許瞭解一些有關貝爾·加拉最近的情況。”

“我今天忙得要命，”克拉爾告訴他，語氣中顯然有很大不實之處。“不知道什麼時候有空去辦這事。”

“不著急，”亨特說。“什麼時候有空就什麼時候去吧。”

他掛上電話，決定去對特羅皮茲。目前最新線索只有這一個，雖然山斯基已經在那兒，但兩個人查起來會更快。他抓起椅背上的外衣，突然電話鈴響了起來。亨特懷著一線希望拿起了電話，但一聽對方的聲音，便立即洩了氣。

是華盛頓的電話，國務院的總機。亨特坐在桌沿上，打起精神來等著總機將電話與要和他講話的人接通。

查烏茲在那一頭說話了，聲音就象在探望一個身患絕症的病人時那樣溫和。“喏，西蒙，事情怎樣了？”

“還不壞，”亨特撒謊道。“我們象毯子一樣將這個地區覆蓋住了。”至少這一點是真的。“無論貝爾·加拉想幹什麼，也就在這兩天了。這一點我敢肯定。”亨特躊躇了一下，然後對查烏茲說了實話。“如果到時候我們仍無法阻止他，我們就會吃不了兜著走了。”

對方沉默了一會兒。然後，查烏茲平靜地告訴他。“恐怕你已經是吃不了兜著走了。我答應過儘量讓你去辦這件案子，直到有人開始踢我的屁股為止。唔，現在就有人在踢我的屁股了。他們沒有接到你應該呈遞給他們的報告，還抱怨說你沒有按原訂計劃與他們見面。更糟的是，有人說你是個無政府主義的瘋子，討厭大企業家，討厭政府和大人物。”

亨特回想起他在巴黎召集的那次會議以及他在會上對那個國務院情報研究司的人說的話。那是他犯下的一個錯誤。“對不起，”他生硬地對查烏茲說。“我不善於外交辭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