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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從馬背上掉下來摔死的，是去年的事情，央吉哭得眼睛也快要瞎掉了，給我的回信，是找別人代寫的。

臨走的那天，央吉送了一張照片給我，是我、央吉和邊巴的合影，我三年級那年假期回去陪她時，一個照相的人路過，在央吉家歇了半天腳，給我們拍了這張合影。央吉說那個照相的人只寄了這一張照片給她，她擔心弄丟了，一直存著，現在我要走了，央吉沒什麼好送的，只好把這張照片送給我了。她說，小卓瑪啊，你要記得我。

我擁抱了央吉，說，阿媽拉，會的，我會的。央吉就又哭了。

後來，我們一家三口坐上長途車的時候，央吉竟然對著遠去的車子跪了下來。我不懂她這種行為的意義所在，但我似乎又非常清楚地懂得，她是個親人。

日喀則的阿媽拉

我並不順利地上了高中，我這個什麼也不懂的外地孩子，開始被同學取笑和瞧不起。

我特別特別想念央吉的懷抱，讓她抱著我，在空曠的*，怎麼樣都好。可一切是那麼不現實。

我開始學著北京孩子那樣穿著打扮，說一口地道的京腔，可記憶卻變得越來越濃稠，於是，我總是給央吉寫信。

十六歲，我得了一場怪病，總是流鼻血，怎麼也止不住，整個人乾瘦得不像樣子。看了好多醫生也不見有好轉，我覺得我快要死了，跟媽媽哭著說我要回到央吉那裡。

母親答應我先給央吉寫封信，卻只是在信裡簡單地說我生病了，想念她。那一次，央吉去喇嘛廟，為我跪了二十四小時。

後來病好了，我又回到了原來的生活，漸漸地，遺忘了央吉，直到我高考後她寄來了一筆不菲的學費。這時候，我才又一次記起，我有個阿媽，她在日喀則。而我，是她唯一的寄託。

後來，我總是想找機會去看看央吉，可總也沒能成行。只是，我再不敢聽韓紅唱那首《家鄉》：我的家鄉，在日喀則，那裡有條美麗的河，阿媽拉說牛羊滿山坡，那是因為菩薩保佑的。

我想，菩薩一定也會保佑我的阿媽拉，我的央吉卓瑪。

藏語裡，格桑是幸福的意思，梅朵是花。小時候在日喀則，每次問起央吉那些不知名的花草叫什麼時，她都會告訴我，它們叫格桑梅朵。而我親愛的阿媽拉，你將是我永遠的格桑梅朵，開遍我生命的每一段歲月。

………【第一百〇二章　彼窮、此窮到不窮】………

窮有兩種。一是相等的窮，一是相對的窮。前者損壞肉身，後者殃及心靈。不知幸與不幸，二者我都體驗了。

前者發生在改革開放前。例如“*”期間，大家都窮，窮得大體相等。那時我在東北鄉下務農。大家基本吃一樣的東西：早上玉米麵餅、鹹菜；中午還是玉米麵餅，冬天土豆熬酸菜，夏天豆角熬土豆；晚上高粱米粥或苞米粥、鹹菜。家家如此，戶戶皆然。穿的就更相等了，四色黃藍白黑，男的直領，女的翻領。群眾三個兜（衣袋），幹部四個兜。褲子都是肥褲腿大*，姑娘們顯不出曲線，小夥子看不出挺拔。

因為窮得均勻，窮得平等，所以心理沒什麼不平衡。何況人們也沒覺出有多窮，甚至以為幸福得不得了…“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改革開放後，另一種窮、相對的窮出現了。對於我，那不僅僅是窮富之差，還有窮富角色的錯位，尤覺刻骨銘心。

1982年研究生畢業後我當了大學老師。被分到廣州的暨南大學。暨南大學是國務院僑辦屬下以招收港澳臺同胞和海外僑胞為主的大學，部分招歸僑子女。退回二三十年前的廣州，與“港僑”沾邊是極不得了的事情。因為那意味僑匯，意味“兌換券”，意味新潮服裝和MADEINJAPAN兩用收錄機、電視機。而我來自祖國版圖幾乎最北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