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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1）

1998年第二期《書屋》雜誌有柳鳴九先生的一篇文章《薩特的永恆價值何在》（下稱柳文）。我正好也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看了柳文後，覺得可以商榷的地方還不少，願意結合該文，談談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作為本書的一個結束。

柳先生是外國文學研究專家，對薩特的評價主要從文學角度出發，這是可以理解的。他認為，“從薩特所留下的精神遺產來說，他對我們的價值今天看來還在於，他主要是作為一個文學家，而不是哲學家，更不是政治家。”

在將薩特的文學與哲學作這種比較時，柳先生的論據是：“與他在20世紀文學史上所佔有的第一流大師的地位相比，他哲學上的成就不免黯然失色，在當代不止一部重要哲學史論著中，他都未能獲得專章入論，至於在中國，他的哲學論著至今仍只有很少專業工作者去研讀。”

柳先生的這一論據是缺乏說服力的。我不知道柳先生看到的是哪些“重要哲學史論著”。某些哲學史論著不為薩特設立專章，這不能說明任何問題；如果一定要說它表明了什麼，我只能說，表明這些書的作者缺乏應有的眼光。在我看來，任何一部夠分量的論述20世紀西方哲學史的著作，都不可能無視《存在與虛無》和《辯證理性批判》的存在，都不可能否認它們是第一流的哲學著作。一個人只要擁有這兩部著作之中的任何一部，他就當得起20世紀哲學史上第一流大師的稱號，何況薩特一人就有了兩部。

至於說薩特的哲學論著在中國“至今仍只有很少專業工作者去研讀”，這難道就能說明薩特不是第一流大師嗎？換言之，第一流哲學大師必須在中國擁有廣大的非專業工作者即社會公眾為讀者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像胡塞爾、維特根斯坦這樣的人，除了專門搞哲學的，中國人中有誰聽說過他們？但誰能否認他們是20世紀哲學史上第一流的大師？

我發現，柳先生在論及薩特哲學時，有不少常識性的錯誤，試辨析如下：

柳文說，雷蒙&#8226；阿隆是“先入存在主義現象學之門”，薩特當時“還未入存在主義哲學之道”，1933年，在同阿隆談話後，薩特“赴柏林專攻存在主義”。這裡柳先生顯然是將存在主義與現象學混為一談了。事實是，阿隆去柏林攻讀的是胡塞爾的現象學，並不是什麼存在主義現象學，當時壓根就沒有什麼存在主義。1933年薩特去柏林，也是攻讀胡塞爾的現象學，而不是“專攻存在主義”。實際上，存在主義是“二戰”後人們加給薩特哲學的一個稱號。剛開始薩特曾拒絕這一稱號，後來這種叫法在社會上流行開來，薩特也就接受了。他作的那個著名演講就叫“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薩特怎麼可能在他自己的哲學還沒有形成的時候，跑到柏林去專攻自己的哲學呢？這樣說豈不是一個大笑話！

柳文認為，薩特哲學的“主旋律”，也是他“最成功之處”，“就是選中了‘存在’、‘自我’這一個人人都要面對、都要自覺或不自覺加以思索的‘事物’，的的確確‘從中弄了出哲學來’。”首先指出這句話中一個小毛病：存在、自我，不是一個事物，而是兩個事物。其次，薩特哲學的根本概念是存在和自我嗎？不是的。在《存在與虛無》中，薩特並不籠統地談什麼存在，他的整個哲學就是為了解決意識與存在的二元論無法解決的難題，為此他提出自在的存在和自為的存在作為其哲學的基本概念。

也許柳文這樣說的根據是“存在主義”這個名稱本身：既然是存在主義，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