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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置之死地而後生”。

1962年春，薩特應邀去布魯塞爾作一個關於阿爾及利亞和法西斯主義的演講，博斯特開車送他和波伏瓦去。由於比利時的法西斯分子力量很強大，一路上採取了嚴密的防範措施。直到臨出發的前一刻，對方才以事先約定的暗語通知薩特他們怎樣走，中途還換了車，有幾輛載著荷槍實彈計程車兵的汽車護送。

到達的當天晚上，薩特在一個工廠大樓的6樓作了演講，聽眾多達6000人。在大樓附近，每一個角落都佈滿了警察。薩特就主題作了全面而簡潔的闡述，演講產生極好的效果。一位在現場守衛的警官對波伏瓦說，他也完全被薩特的邏輯力量征服了。

1962年4月8日，法國舉行公民投票。結果表明，差不多每一個法國人都贊成結束阿爾及利亞戰爭，但這可能是在最糟糕的情況下結束的。7月初，薩特在莫斯科，得知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和秘密軍隊組織之間達成協議，實際上秘密軍隊已開始投降。7月5日，阿爾及利亞人歡慶獨立。7年來，薩特和他的朋友時刻盼望著這一天，它來得太遲了，而且付出了昂貴的代價。薩特此時有一種難以言說的複雜心情。

回顧過去這一段經歷，薩特既是在極度痛苦中度過的，同時又充分體驗到自己的自由。從十四、五歲起，薩特就有了一種明確的政治態度：把殖民主義看作一種反人類的獸行、一種為了物質利益毀滅人的行為。自由使他成為一個人而殖民主義卻毀壞了別的人。因此，要使自己立身為一個人，就意味著要反對殖民主義。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辯證理性批判（1）

1958年，由於阿爾及利亞戰爭，由於左派在全民投票中的慘敗，薩特精神狀況極壞，身體也出現危險症候。他開始經歷一場危機。這時他正在寫新的哲學鉅著《辯證理性批判》。沉浸到複雜艱深的哲學世界中，對他或許是一種解脫；但過度緊張的腦力勞動，也許是他的危機狀態的重要誘因。

薩特對於辯證法的探討開始於1945年。在寫《聖&#8226；熱內》一書時，他已經對辯證法有深入的研究，並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融於這書中。這本書雖然不是哲學著作，卻充滿了關於自由思想的辯證意識，薩特對它是很滿意的。

從1952年開始，薩特的思想有了一個大的飛躍，一段時期他停止了文學閱讀和寫作，用大量時間閱讀馬克思的著作。哲學對他成了一種政治性的東西。1956年因匈牙利事件與共產黨決裂，而他又不想向右轉，在政治上處於一種被流放的狀況。這時他覺得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努力把共產黨人拒絕加以思考的東西一直思考到底。正好他的波蘭朋友約請他寫一篇關於存在主義在1957年的境況的文章，這給他提供了一個機會，使他把數年來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存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系統地論述出來，實際上是想確定自己哲學的地位，首先是同辯證法的關係。薩特寫得很快，他在三、四年的筆記中匆匆記下來的思想得到清理。這篇文章以《存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為題發表在波蘭《創作》雜誌1957年第4期上。後來這個長篇論文在《現代》雜誌上重新發表。為了適應法國讀者的要求，也因為原來的本子不是很好，薩特改寫了它，並改題目為《方法問題》。

正如這篇論文的題目所顯示的，它探討的是方法論，也就是“今天我們是否有方法來創立一種構成的和歷史的人學”這個問題。在結束《方法問題》3個月後，他開始寫《辯證理性批判》，這是他的哲學或人學辯證法本身。

薩特集中精力寫這部哲學鉅著，還有一個原因是想結束長期以來文學、哲學串流的狀況。自從他花大工夫研究辯證法以來，他一方面進行文學創作，另一方面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