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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有效作用，是中國國家成長的關鍵。

中國是一個有歷史的大國，其內在結構多樣、層次多重，因而，其一體化發展需要有效統一的制度和有效的國家權力；中國是一個後發的現代化國家，其內在的社會力量無力支撐轉型，而外在的壓力則要求快速轉型和發展，因而，其現代化發展需要政黨的組織力量支撐和有效領導；中國是一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雖然其人口眾多、資源條件有限，但其發展的內在取向要求全民能夠共享幸福和繁榮，因而，其社會主義建設需要國家統籌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中國是一個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巨大的規模、深刻的變遷和快速的發展所引發的挑戰和問題都必須在當下的時空中得以協調和解決，這就更加要求國家的領導力量和治理資源能夠時刻保持其內在的有效性，以應對各種問題和挑戰。作為一個正處於現代化發展的國家，中國和其他國家一樣，遵循著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推動著國家成長，但是，中國的歷史與現實也決定了中國的國家成長有中國自己的邏輯。中國社會發展的內在結構與要求，決定了這個邏輯的核心就是：用有效的政治力量，推動和保障中國這個大國的成長。

創造轉型發展：權威、秩序與活力

近代以來，中國的國家成長先後經歷過三次大的轉型發展：首先是辛亥革命前後所形成的從傳統走向現代、從專制走向共和的轉型發展；其次是新中國成立前後所形成的從新*主義革命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型發展；最近這次是改革開放之後形成的從計劃經濟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發展。這三次轉型發展先後解決了中國三大基本問題：第一次轉型發展解決了中華文明的現代取向問題；第二次轉型發展解決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取向問題；第三次轉型發展解決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路徑取向問題：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在探索從計劃邁向市場，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過程中確立和發展起來的。這每一次的轉型發展都使中國的發展進入一個新境界。相比較而言，第三次轉型發展所帶來的社會發展與國家成長體現得更加深刻、全面和具體。這固然與第三次轉型發展有前兩次轉型發展所形成的基礎有關，但也與第三次轉型發展第一次實現了權威、秩序與活力的高度有機統一有關。反觀前兩次轉型發展，可以看到，這三方面的要素都沒有在轉型發展中獲得有機統一，並形成強大的發展動力資源。第一次轉型發展，雖然創造了一個新的秩序體系，但由於缺乏應有的權威力量支撐，新的秩序體系既不能獲得有效的鞏固和完善，也不能激發出整個社會的發展活力；第二次轉型發展，雖然確立了強大的權威力量，但由於缺乏對中國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在秩序體系選擇和社會活力激發方面沒有達到理想的目標，結果強大的權威沒有形成強大的發展。只有到了第三次的轉型發展，權威、秩序和活力才獲得有機統一，從而創造了中國30年大發展的奇蹟。

有效政治與大國成長（8）

中國的這三次轉型發展都是在現代化的程序中出現的。而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任何社會所出現的任何形式的轉型發展都離不開權威、秩序和活力這三大基本要素。權威力量的存在是轉型發展的前提，秩序是轉型發展的保障，社會與民眾的活力是轉型發展的內在動力。沒有權威力量，轉型發展就無法展開；沒有秩序基礎，轉型發展就必然陷入無序與危機；沒有社會活力，轉型發展就無法持續進行。這三大要素之所以會成為轉型發展的基本要素，原因就在現代化發展本身。在艾森斯塔德看來，現代化過程中的社會轉型發展與傳統社會中的轉型發展有深刻的差異：在傳統社會，社會變遷本身“則是以傳統的方式給定的，而不是以變遷為其指向的；而且，與其說是維持某種社會秩序，不如說是在維持一種廣大無邊的、超越社會的秩序”。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