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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斯在關押中因絕食而死，這更加增強了薩特去德國的決心。他在《解放報》上發表一封信，抗議西德當局的拒絕。他還接受了西德《明鏡》週刊的採訪，詳細談了對這事的態度。

薩特談到，他之所以要訪問巴迪爾，是因為巴迪爾屬於國際左派；其行動也許不一定是，但其原則是的。他想直接對巴迪爾及其同志的被監禁情況有所瞭解。

薩特明確表示，他對赤軍派殺害柏林法官德倫克曼的行為表示反對，認為這不僅是愚蠢的，而且是犯罪。從原則上說，他不反對武裝鬥爭，但革命行動並不總是等同於武裝鬥爭，它有多種形式。在法國、西德這樣的國家，採用所謂“城市游擊戰”的形式是註定要失敗的。

他反對西德當局在赤軍派一案中限制被告和辯護律師自由接觸的做法，認為這表明了司法界的不公正。他表示要繼續利用自己名聲的特權來達到他訪問巴迪爾的目的。在發表這個談話兩天後，薩特獲得西德當局同意，前往斯坦海姆監獄，同巴迪爾交談了一個半小時，陪同前往有巴迪爾的律師。同一天薩特在德國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呼籲成立一個保護政治犯的行動委員會。幾天後在巴黎他又舉行了同樣主題的記者招待會。

薩特的行動在德國激起公眾的普遍反對。雖然他一再宣告，他考慮的不是巴迪爾及其同志的恐怖行動，而僅僅是他在什麼條件下被關押，但這話等於白說。輿論界總認為薩特是在支援赤軍派的政治活動。因此薩特感到這次訪問是一次失敗。但他又表示，他並不後悔自己介入了這件事情；如果有必要重來一次的話，他還是會照樣去幹。

在1968年5月風暴以後，雖然薩特對於古典知識分子的角色和作用有所否定，當人們要求他在宣言、宣告、抗議書上簽名時，他並沒有拒絕。這一方面的活動可以說是不計其數，而且範圍十分廣泛。看來正如他自己所說，他自身也處於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力求克服古典知識分子的侷限，以新知識分子的形象來要求自己；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他仍然是一個古典知識分子，無法完全超越這一角色。這一矛盾衝突特別明顯地表現他寫福摟拜傳一書中。

第三部　抗爭（1970…1980）作家最後的輝煌：《家庭的白痴》（1）

1968年以來，薩特在積極投身政治活動的同時，沒有放棄他的文學寫作活動，他一直在改寫關於福樓拜的長篇傳記。1970年10月8日，他終於把福樓拜傳第一、二卷的手稿交給伽利瑪出版社，這書定名為《家庭的白痴》。

1971年4月，薩特度完復活節假回巴黎時，收到伽利瑪出版社寄來的大包郵件，這是《家庭的白痴》第一、二卷的清樣，大約2000個印刷頁。這給薩特的快樂就像當年《噁心》的出版一樣。他立即急切而歡愉地翻了起來。

這一年暑期在羅馬度假時，薩特繼續修改《家庭的白痴》第三卷。回巴黎後，《家庭的白痴》前兩卷已經出版，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這使他深受感動。薩特把第三卷手稿交給出版社並開始著手寫第四卷。

這是薩特最後一項巨大的文學工程，也是一部奇書。

薩特同福樓拜頗有淵源。他很小就在外祖父書房捧著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看，雖然不能真正看懂，還是留下印象。在巴黎高師他又重讀了福樓拜的作品。30年代他重讀了福樓拜的《情感教育》。在19世紀作家中，薩特不喜歡福樓拜這個人，也不喜歡福樓拜作品裡的人物，因為這個作家把自己放進人物中去，而他既是一個虐待狂又是一個受虐狂；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