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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死亡被計算過。它們被列入年度平衡表之中，這平衡表表明瞭生產率成功地擊敗了安全。這些死亡早就是人所共知的了，那些坐在大辦公室的人，把工人看作簡單的機器，是供使用的，直到他們被耗幹。”
最後薩特作出判決：“因此我向你們提議作如下結論：該廠主（即國家）在1970年2月4日犯有謀殺罪。而這一謀殺罪的執行者是六號礦井的工程技術人員。因此我們也判處他們犯有一級謀殺罪。說他們有一級謀殺罪，是因為他們選擇了為了生產率而不顧工人的安全；就是說，他們把物質財富的生產放在高於人的生命的位置上。”（《薩特自述》）
1971年6月，薩特和他的一個左派朋友創立了解放通訊社，打算每日出版一份新聞公報。他們在一篇文章中對此作了說明：“為捍衛真理，我們將共同創造一種新工具。僅僅認識真理，這是不夠的；我們也應該讓別人聽到真理。解放通訊社將定期釋出它所能收到的一切訊息，同時嚴格地對其進行檢驗。它將是一個新的講壇。什麼都想說的新聞記者可以對什麼都想知道的人說話。它給人民以說話的權利。”（《永別的儀式》）
1972年2月，薩特來到雷諾汽車廠的門前，調查皮埃爾•；奧弗奈伊被殺害一事。奧弗奈伊曾是雷諾汽車廠的一名工人，在一年前被解僱了，這次他來這個工廠門口是參加一個反解僱、反失業、反種族歧視的示威活動，被一個警察開槍打死。下面是薩特在現場調查的情況：
薩特：首先，我想了解私人守衛是否有武裝。誰是有武裝的？這是我們希望知道的。
一工人：事實上，那就是一個便衣警察。
薩特：一個不穿制服的警察？他們是帶武裝的嗎？
一工人：他們是不穿制服的警察。我不知道廠方是否知道這一點，但我發現，對於一個警察來說，帶著武裝是不被允許的。
薩特：在這以前，有過類似的事情嗎？
一工人：沒有，從未有過。在發薪日，有一些警衛守在四周，但他們都穿制服，帶著他們的衝鋒槍，而這就是一切。
薩特：沒有人見過這把左輪手槍嗎？（對一個記者）看來好象是不允許一個法國公民保護他的同伴在一個工廠門前不被武裝警察殺害，也不允許他嘗試找到這一罪惡的根源。如果讓這樣的事情發生，情況就十分可悲了：一個暴力的浪潮將發展下去，會在某一時刻會爆炸。我們應該找到這個問題的根源，發現真正發生了什麼。
一個記者：您認為必須把自己的這一調查進行到底嗎？您對當局沒有任何信任嗎？
薩特：沒有，完全沒有。
2月28日，薩特參加了抗議奧弗奈伊被害的示威活動。走上巴黎街頭參加這一活動的人有20萬人之多，這是自1968年5月風暴以來，左派組織的人數最多的一次活動。薩特雖然腿部有病，還是在朋友的陪同下，堅持參加奧弗奈伊的葬禮。
1974年年底，薩特的身體和精神狀態都恢復到較好的狀態。這時，他幹了一件在歐洲造成很大影響的事情，又一次成為公眾反對的物件。
德國左派組織赤軍派的頭頭安德列斯•；巴迪爾和其他人因從事綁架、暗殺等恐怖活動被西德當局關進監獄。1974年3月，《現代》雜誌發表了幾篇與此有關的文章，談到對巴迪爾和他的同志的刑罰，其中一篇是巴迪爾的律師克勞斯•；克羅桑特寫的，題目是《隔離的酷刑》，談到巴迪爾等人被隔離關押的非人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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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克羅桑特同薩特比較熟悉了，請薩特代他去看一看巴迪爾關押的情況。薩特同意了，於11月初向西德當局提出要求，被拒絕。不久巴迪爾的一個同志豪格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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