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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勝誰負，而是法律對抄襲行為到底會作出怎樣的裁決。無論這官司最後怎樣結局，都無法從人們心頭抹去這樣的印象：現在的抄襲問題實在太嚴重了。也無法改變人們這樣的疑問：現在的文壇果真是你抄我，我抄你，你抄他，互不尊重，互相侵權，置他人權利於不顧嗎？

強者與弱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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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達要與皇帝爭權利！

如果末代皇帝溥儀還活著的話，李文達也許會當面向他發問：溥儀，你自己說說，《我的前半生》到底是誰寫的？我為它花費了多少心血？著作權該不該有我的一份？

如果溥儀還活著，也許會爽快地回答：是的，有你的一份。也許他不會這麼爽快，儘管他把稿酬分給李文達一半，在實際上承認了李文達是個不署名的作者；儘管他為了表達感激之情，親手賦詩相贈。這詩寫道：“四載精勤如一日，揮毫助我書完成。”　這裡的“精勤”一定是指文達的精勤，但又明明白白地寫著：“助我完成”　“我”才是書的作者，而你李文達不過是幫助我的一位助手罷了。

好在他已不再稱自己為“聯”。如果依舊是萬人之上的皇帝，李文達敢爭這個權利嗎。

即使在十年前，李文達大概也不敢爭什麼著作權，儘管溥儀已不是皇帝，但忽視作者權利、剝奪作者個人權利的社會影響還在。

但現在，他頭腦中的權利意識覺醒了。他懂了，作為一個人，一個直接創作了智力成果的人，有法律賦予自己的一份權利。

他只好與皇帝的###李淑賢來爭。

這場爭論持續了七八年，仍在繼續。上至中央領導，下至普通群眾，都關注著爭論的結果。香港人、外國人也等待著它的結果。

爭端最初就是外國人引起的。

義大利的羅馬想象影業公司要將《我的前半生》改編成電影。中國方面在合同上簽字的是出版社。意方從合同上發現了問題：怎麼沒有作者的授權呢？沒有作者個人的授權，合同等於一張廢紙。著作權是作者個人的權利，改編、轉讓都只能由作者授權。在這裡，作者個人是最重要的。這是一個基本常識。於是，出版社叫來了李文達。李文達以作者的名義在授權書上籤了字。

李文達到底有沒有權利籤這字？這成了此後曠日持久的爭論的一個爆發點。

李文達也許根本沒有想到會惹起麻煩。因為他認為自己是書的當然的作者。

早在1964年群眾出版社關於《我的前半生》稿酬支付意見中，就明確指出作者是兩個：一個是溥儀，一個是李文達。溥儀是署名作者，李文達是不署名的作者，稿費一人一半。

李文達的作者資格，其根據還在於，他不是以編輯身份幫助溥儀整理成書的，而是以合作者的身份與溥儀共同研究，捨棄了溥傑先生在撫順戰犯管理所代寫的那本自我檢查性質的《我的前半生》原有骨架，另起爐灶創作的。

李文達和溥儀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時間。溥儀雖向他敘述了自己的全部經歷，但不詳細，也不具體，而且有些事根本就說不清楚。為了蒐集素材，李文達訪問了許多當事人和知情者，並去了長春、瀋陽和撫順等地進行實地考察。在此基礎上，他執筆苦幹幾年，三易其稿，終於在1963年完成四十二萬字的《我的前半生》。

我們是否應當把李文達視為作者呢？

如果說他不是，我們怎樣看待他長達四年的深入採訪和辛勤創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