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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代文學的轉型是如何完成的

——以1952年6月《文匯報》“肅清傳播資產階級思想毒素的文藝作品的影響”為例

一　文學制度的變化

1949年以後，中國社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雖然這次歷史轉型主要發生在政治層面，但它帶給社會生活的變化卻是巨大的。中國當代文學（主要指“十七年”的文學）之所以變化成為後來那樣的情形，也不是偶然的，它有一個鮮明的時代背景。它的發生歷程中有許多值得分析的歷史現象。這個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作家隊伍的變化

1949年以後，從作家的結構上看，這個時期最活躍的作家以延安作家為主。延安作家的構成主要是兩部分人，一是由延安自己培養的作家，一是到過延安的原左翼作家。那些曾在國統區寫作的政治態度中性的自由作家和原來以新月文人集團為主的作家，從1949年以後已開始受到冷落，他們由中心退到了邊緣。當時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實際正在一個興盛時期，它的主要標誌就是相當一批作家正在進入創作的成熟期，像沈從文、曹禺、張愛玲、師陀、無名氏、徐訏、錢鍾書，等等。他們當時正是四十歲左右的年齡。但由於時代的突然轉換，他們的創作活動已經不能按中國現代文學已經達到和形成的傳統繼續下去了。應該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到了1949年以後，從中國現代文學的總格局上觀察，在新時代，一個作家是不是有過延安經歷，是他們能否與這個時代在各方面都達成平衡的一個標誌，沒有過延安經歷的作家，已經由過去的主流位置退居邊緣了。從中國現代文學發展歷史考察，可以發現，當時主要活躍的作家不是以往那些受過正規大學教育的作家，而是從延安和更為廣泛的解放區來的文化水平較低的作家。

當時在文學制度上選擇了與過去不同的管理方式，如果說過去作家主要是作為一種自由職業的話，那麼現在這種職業已經不再是自由職業，它也被納入了體制，成為一種單位職業。因為不可能起用大批舊知識分子，而又沒有那麼多新知識分子，就必然要加強對於新知識分子的文化培養。在作家方面，就出現了日後對於中國作家協會體制產生過很大影響的中央文學講習所。講習所的主要負責人是丁玲。

馬烽在他的*中說：“文協為什麼不可以辦個文學院呢？我把我的想法和田間、康濯同志談了，他們也有同感。後來我們又向主持文協工作的丁玲同志講了。她說她正在考慮這個問題，她經常收到一些讀者的來信，大都是戰爭時期根據地土生土長的青年作者，要求能有一個學習提高的機會。從長遠來看，這確是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她已經在主席團會議上提出來了，大家都認為很有必要。但僅靠文協的力量是不可能辦到的。她打算向*領導正式彙報，爭取能夠早日實現。”　1

當時*沒有同意他們辦文學院，但同意他們辦個文學進修班，主要是給解放區湧現出來的那些青年作者提供一個讀書提高的機會。這就是後來的中央文學講習所。當時的中央文學講習所主要承擔了兩個功能：一是在相對短的時間內確實提高了一部分文化水平很低的作家的藝術素質，比如陳登科，他在進入文講所之前差不多是一個文盲，後來他們都在文化上有了較大的提高。二是文講所為後來各地的作家協會做了幹部上的準備，在50年代和後來的一段時間內，出身於文講所的作家中有相當一批人成了各地作家協會的主要負責人。由於中國作家在很長時期內都是由作家協會來負責管理的，所以在“*”前，中國當代文學中最活躍的作家在文學觀念和文學創作方法上，主要是受出身於文學講習所的那些作家的影響。

中國當代文學的轉型是如何完成的（2）

那時的文學講習所，除了一些專題講座外，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