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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人以暇想。《麻壇新秀》取而代之的則是這樣幾句：“想起來我真發愁，兜裡是一無所有。打麻將打了多少宿我輸了多少宿，可恨那些麻壇老手，不讓我往回摟，取笑我是麻壇新秀，輸得還不夠。見了麻將癢癢手，摸起牌心發抖，一餅三條五萬七萬，盼著能贏到手……”

這算什麼詞兒？叫哪位作者聽了能不生氣？

更可氣的是，出版社在答辯中這樣說：一詞多曲和一曲多詞屢見不鮮，只要內容健康，即便有所刪改也無關緊要，不存在侵害原作者權益的問題。

我們暫且不論《麻壇新秀》的歌詞是否真的“內容健康”，即使它是健康的，這種答辯能成立嗎？顯然不能。一部作品產生之後，是否修改，如何修改，均應由作者決定。出版社在沒徵得作者同意，沒有得到作者授權的情況下擅自篡改其作品，無論篡改的是詞是曲、是部分還是全部，均是一種侵犯著作權的行為。

不過，這答辯倒是講了一句實話：這樣對作品的修改“屢見不鮮”。

的確如此，音帶出版中曾經颳起一股甚囂塵上的填詞風，許多健康優秀的歌曲在這股風中在劫難逃。

《大海航行靠舵手》被改為：“大老爺們兒愛老婆，見了老婆笑呵呵……”

《心中的太陽》被改為：“外面有個情人，家裡有個愛人。我不知道，哪個更好……”

《我熱戀的故鄉》被改為：“我的老婆並不美，矮矮個子羅圈腿，長了兩條掃帚的眉毛，人送她外號叫大嘴……　”

《我是一個兵》被改為：“我是你爸爸，掙錢給你花，買了一個乒乓球，花了一毛八。叫聲兒子呀，告訴你一句話，咱們以後改過來，我管你叫爸爸……”

《枉凝眉》被改為：“穿的是比基尼，三點式游泳衣，戴的是西鐵城表，日本公司無償贊助的，剛從美國好萊塢回來，國際超級影后，就是時髦的林黛玉……”

這就是人們所稱的“痞子歌”。這已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侵權，而是對作品的肆意踐踏！

一位音樂家對此氣憤地說：“孬詞套好曲，這太不象話了！聽起來實在不堪入耳，頓感受到莫大侮辱。一些人幹這種侵權的事真是肆無忌憚！把莊重的貶為輕浮的，昂奮的貶為懶散的，健康的貶為病態的，這絕不是一般的幽默調侃，而是破壞人們的審美情趣。他們幹這種事的時候，心目中根本就沒有原作者的權益！”

儘管“屢見不鮮”，崔健沒有放過對文化藝術出版社的侵權行為的申訴，北京市版權處也沒有放過對這家出版社侵權責任的追究。最後，文化藝術出版社承認了自己的過錯，對錄音帶的母帶作了消磁處理，並向作者致歉、賠償。

但是，更多的侵權者卻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直到如今，這種填詞風還沒有完全剎住。

創作千首名歌的音樂家為何靠打石頭為生

叮叮噹噹，叮叮噹噹……

在山西省的大山腳下，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頂著風寒在鑿石頭。一把鐵錘，一支鋼鑿。不停地撞擊著，把他樹皮般粗糙的雙手震出了許多血口子。黑色布衣上蒙著一層石碴和石灰，臉上的皺紋間和花白的鬍子上盡是石頭粉末。

他是誰？

他叫史掌元。

史掌元！他不是那個著名的業餘音樂家嗎？他寫過多少好歌曲啊！《唱得幸福落滿坡》、《請到我們山村來》、《我為總理扎花圈》……

是的。他創作的民歌有一千多首。這些歌曲我們唱了幾十年，唱遍了全國，還唱到了國外。廣播電臺播放，出版社出版，唱片社制唱片，音像出版社錄製錄音帶……

這樣的音樂家怎麼會打石頭？

如果是在國外、在版權保護制度健全的國家，他應當成為一個富翁！那麼多單位使用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