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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我又要引用胡適先生的兩句話：“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假設，膽越大越好。哥白尼敢於假設地球能轉動，膽可謂大矣。然而只憑大膽是不行的，必須還有小心的求證。求證，越小心越好。這裡需要的是極廣泛蒐集資料的能力，窮極毫末分析資料的能力，堅忍不拔、鍥而不捨的精神，然後得出的結論才能比較可靠。這裡面還有一個學術道德或學術良心的問題，下一節再談。

在考證方面，在現代中外學人中，我最佩服的有兩位：一位是我在德國的太老師Heinrich　Lüders，一位是我在中國的老師陳寅恪先生。他們兩位確有共同的特點。他們能在一般人都能讀到的普通的書中，發現別人看不到的問題，從極平常的一點切入，逐步深入，分析細緻入微，如剝春筍，層層剝落，越剝越接近問題的核心，最後畫龍點睛，一筆點出關鍵，也就是結論；簡直如“石破天驚逗秋雨”，匪夷所思，然而又鐵證如山。此時我簡直如沙漠得水，酷暑飲冰，涼沁心肺，毛髮直豎，不由得你不五體投地。

上述兩位先生都不是為考證而考證，他們的考證中都含有“義理”。我在這裡使用“義理”二字，不是清人的所謂“義理”，而是透過考證得出的規律性的東西，得出在考證之外的某一種結論。比如Heinrich　Lüders透過考證得出了，古代印度佛教初起時，印度方言林立，其中東部有一種古代半摩揭陀語，有一部用這種方言纂成的所謂“原始佛典”（Urkanon），當然不可能是一部完整的大藏經，頗有點類似中國的《論語》。這本來是常識一類的事實。然而當今反對這個假說的人，一定把Urkanon理解為“完整的大藏經”，真正是不可思議。陳寅恪先生的考證文章，除了準確地考證史實之外，都有近似“義理”的內涵。他特別重視民族與文化的問題，這也是大家所熟悉的。我要鄭重宣告，我決不是抹殺為考證而考證的功績。錢大昕考出中國古時無輕唇音，並沒有什麼“義理”在內，但卻是不刊之論，這是沒有人不承認的。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不少來，足證為考證而考證也是有其用處的、不可輕視的。

但是，就我個人而言，我的許多考證的文章，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比如，我考證出漢文的“佛”字是put，but的音譯；根據這一個貌似微末的事實，我就提出了佛教如何傳入中國的問題。我自認是平生得意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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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義理（1）

1997年

我在上面提到的我一生所寫的許多文章中都講到我不喜歡義理，不擅長義理。但是，我喜歡胡思亂想，而且我還有一些怪想法。我覺得，一個真正的某一門學問的專家，對他這一門學問鑽得太深，鑽得太透，或者也可以說，鑽得過深，鑽得過透，想問題反而縮手縮腳，臨深履薄，戰戰兢兢，有如一個細菌學家，在他眼中，到處是細菌，反而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喝，窘態可掬。一個外行人，或者半外行人，宛如初生的犢子不怕虎，他往往能看到真正專家、真正內行所看不到或者說不敢看到的東西。我對於義理之學就是一個初生的犢子。我決不敢說，我看到的想到的東西都是正確的；但是，我卻相信，我的意見是一些專家絕對不敢想更不敢說的。從人類文化發展史來看，如果沒有絕少數不肯受鉗制，不肯走老路，不肯故步自封的初生犢子敢於發石破天驚的議論的話，則人類進步必將緩慢得多。當然，我們也必須注意常人所說的“真理與謬誤之間只差毫釐”、“真理過一分就是謬誤”。一個敢思考敢說話的人，說對了了不得，說錯了不得了。因此，我們決不能任意胡說八道。如果心懷譁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