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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文字獄等外因。

想證明這一點，用不著旁徵博引，只需根據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一書，稍加申述，就完全夠了。我不敢說，梁的論點是百分之百地準確、完善，但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他首先講到時代思潮，他說：“其在我國自秦以後，確能成為時代的思潮者，則漢之經學，隋唐之佛學，宋及明之理學，清之考證學，四者而已。”他的意思是說，考證之學是中國幾千年的學術史上時代思潮之一。如果承認這個觀點，則應該從宏觀方面看待這個問題，不能囿於有清一代的文字獄等。

梁啟超對於這個問題又進一步進行了論證。他認為，在中國學術史上，“學派上之‘主智’與‘主意’、‘唯物’與‘唯心’、‘實驗’與‘冥證’，每迭為迴圈。大抵甲派至全盛時必有流弊，有流弊斯有反動，而乙派與之代興。乙派之由盛而弊，而反動亦然……唐代佛學極昌之後，宋儒採之，以建設一種‘儒表佛裡’的新哲學，至明而全盛。”全盛之後，流弊斯出。梁啟超把這種流弊歸結為兩點：一曰遏抑創造，二曰獎勵虛偽。清學起而矯之。他說：“清學之出發點，在對於宋、明理學一大反動。”極簡略地說，梁啟超就是這樣解釋清學之興的，而清學的代表就是考證之學。我覺得，這樣從學術發展規律上來說明清代考證產生的原因，理由是充足的，是能夠說服人的。

梁啟超又把每一個思潮之流劃分為四個時期：一，啟蒙期；二，全盛期；三，蛻分期；四，衰落期。把這四個時期的分法應用到清代思潮上，他認為啟蒙期的代表人物是顧炎武、胡渭、閻若璩；全盛期的代表人物是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至於蛻分期與衰落期與我現在要談的問題無關，這裡不談了。在第一、二兩期中，梁啟超又把全盛期的代表人物名之為正統派。他說“正統派則為考證而考證，為經學而治經學”。“其治學之根本方法，在‘實事求是’，‘無徵不信’。其研究範圍，以經學為中心，而衍及小學、音韻、史學、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輯逸，等等。而引論取材，多極於兩漢，故亦有‘漢學’之目。”梁啟超在這裡講的就是清代考據學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內容。

我在上面只是非常簡略地介紹了一下樑啟超對於清代考證的論述。讀者倘有興趣，可以自己去讀他的原著，我不再介紹了。總之，我認為，梁啟超的看法是可信的。因此，清代考證之學的興起是中國學術發展的內因所決定，與文字獄之類的外因無關。這就是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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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考證

1988年6月9日

我在上面敘述中，甚至在“總結”的“學術研究發展的軌跡——由考證到兼顧義理”中，都談到了考證，但仍然覺得意猶未盡，現在再補充談一談“我的考證”。

考證並不是什麼神秘的東西，把它捧到天上去，無此必要；把它貶得一文不值，也並非實事求是的態度。清代的那一些考據大師，窮畢生之力，從事考據，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好處；好多古書，原來我們讀不懂，或者自認為讀懂而實未懂，透過他們對音訓詞句的考據，我們能讀懂了。這難道說不是極大的貢獻嗎？即使不是考據專家，凡是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學者，有時候會引證一些資料，對這些資料的真偽遲早都要進行一些必要的考證工作。這些幾乎近於常識的事情，不言自喻。因此，我才說，考證不是什麼神秘的東西，而且考證之學不但中國有，外國也是有的。科學研究工作貴在求真，而考據正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焉能分什麼國內國外？

至於考證的工拙精粗，完全決定於你的學術修養和思想方法。少學欠術的人，屬於馬大哈一類的人，是搞不好考證工作的。死板僵硬，墨守成規，不敢越前人雷池一步的人，也是搞不好考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