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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曾詳細闡述，他迴避提及上帝（或者其他神明）是否存在的問題（這使得他究竟是不是無神論者直到今天都是熱門學術議題），但他明確否認了教士階層是上帝使者, 他認為宗教事實上是人對現實生活不滿而催生的產物，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宗教也應順從時代做出改變，他肯定了撒拉森教相對於基督教的進步性, 但仍認為任何教派都不應該凌駕於世俗權力之上，“君主可以表現得虔信宗教，但不能為宗教所迷惑”。

儘管塞薩爾一世的宗教觀很可能是出於提高他身為君主的權威的目的, 但毋庸置疑, 他的宗教觀在中世紀的虔信之風中可謂是石破天驚, 他很可能受到了祖父亨利二世和父親理查一世的影響, 前者一直試圖從教會手中奪得司法權以獲取司法獨立，但最終因摯友托馬斯·貝克特的背叛和死亡功虧一簣, 而後者雖獲封基督教聖徒, 卻展現出超乎時代的宗教寬容, 他很可能受到了他的一生之敵, 阿尤布王朝的第一任蘇丹薩拉丁·本·阿尤布的影響, 他鄭重其事地安葬他, 並一直珍藏著薩拉丁留給他的一封書信，他奪回聖地所收穫的聲望更多被他應用在保護撒拉森平民的權益中。

父輩對宗教的實用主義策略被塞薩爾一世實踐得登峰造極, 早期，他與英諾森三世關係密切, 二人主導的兩次十字軍東征令教廷聲威大震, 但同樣也給新生的王朝帶來了安穩的外部環境, 在地緣環境不再惡劣後, 塞薩爾一世便透過經濟和文化的密切交流來維持與十字軍國家的聯絡，對窮兵黜武繼續東進則興致缺缺，對境內的宗教矛盾，他也採取了相對溫和的策略，儘可能地促進世俗層面的融合並調和衝突，這樣的政策受到平民的愛戴，但毋庸置疑令教廷不滿，只是作為一個在希臘和埃及實現了穩固統治的天主教君主，塞薩爾一世畢竟還是具備相當強的象徵意義，因此格里高利九世儘管對其不滿乃至憎恨，卻始終不敢真正得罪他。

但這並不代表塞薩爾一世的宗教策略是無懈可擊的，他非常清楚天主教和正教以及在帝國境內佔據人口比重越來越高的撒拉森教之間的矛盾一直存在，為了不刺激他的養子和女婿腓特烈二世，他沒有鬆口承認他的幼子狄奧多西或者孫子西蒙的繼承人身份，這令他在妻子去世後和希臘貴族們的關係更加微妙和疏離，只是他的威望仍對帝國的穩固有利，希臘貴族們儘管對未來存在憂心，但也不願主動破壞平衡。

可在繼承危機和宗教危機疊加的情況下，對宗教問題的放任綏靖無疑會對他繼承人的統治構成隱患，在妻子去世後，塞薩爾一世終於不再回避這個問題，《論戰爭》中，他直白地闡述了“應以世俗的法律代替宗教的戒律”，而他也不願再放任教士階層佔據龐大的教產和政治話語權，是以《誡聖法令》中，他明確限制了教士積攢教產、干預政治等一系列權利，要求教士需恪守戒律、清貧度日，將財產歸還給平民。

這一主張很可能受到了他童年時生活的法國南部的清潔派和西多會教士的影響，但塞薩爾一世不論是在理論還是實踐中都比二者更加科學，他否認絕對的禁慾主張，肯定教士和平民都應該從勞動中獲取財富，同時他將教士遺留出的空白在一定程度上讓利貴族，使後者也成為宗教改革的支持者。

和他勢同水火的格里高利九世詭異地在他頒佈法令的前期對他表明支援，一方面，他樂見塞薩爾一世的行為對正教權威的打壓（雖然塞薩爾一世對羅馬境內的天主教教士也一視同仁），另一方面，在嚐到宗教實用主義的甜頭後，歐洲大陸上的各大君主也都不願犧牲自己的利益來維持教皇的權威，這令格里高利九世進退兩難。

不過，教皇並非沒有機會做出反擊，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塞薩爾一世開始動用武力，脅迫教士交出財產，這令一些虔誠的貴族們也開始對他的行為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