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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並襲其感情，發念致能，莫克自外，唯有坐紹其業，而收其果，為善為惡，無所撰別，遺傳之可畏，有如是也。”他就此確定了自己的方向，始終針對中國的“種業”亦即遺傳因襲的國民性加以批判；而在當時，則對辛亥革命不無期待：“今者千載一時，會更始之際，予不知華土之民，其能洗心滌慮，以趣新生乎？抑仍將伈伈偅�＇，以求祿位乎？於此於彼，孰為決之？”——此種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要求，實為後來倡導“思想革命”之前奏，可以追溯到兩年前的《〈炭畫〉小引》，以及更早與魯迅一起為《河南》雜誌所寫文章。

不過周作人也明白，他的期待多半落空：“今瞻禹域，乃亦惟種業因陳為之蔽耳，雖有斧柯，其能伐自然之律而夷之乎？吾為此懼。”——以後他說：“辛亥革命的前景不見得佳妙，其實這並不是後來才看出來，在一起頭時實在就已有的了。”又說：“這篇文章，寫的意思不很徹透，色採也很是暗淡，大有定命論一派的傾向，雖然不是漆黑一團的人生觀，總之是對於前途不大樂觀，那是很明瞭的了。”193在因革命元勳陶成章被暗殺而作的《望華國篇》194中，這一點就更為明顯：“中國之事，一治一亂，治者其服刑之日，而亂者其得志之秋，故觀近古史書，歷歷皆罪惡之跡，亦歷歷皆恥辱之痕也。罪辱如斯，而悲哀則安在，悔改者又誰歟？頑迷之民，不知自覺，坐令覆轍屢踐，長其罪惡而重其恥辱，可哀也夫。”周氏以史為鑑的眼光，或如其自己所云“暗黑的新宿命觀”195，實即肇始於此；用他後來的話說就是：“昔巴枯寧有言，‘歷史唯一的用處是警戒人不要再那麼樣’，我則反其言曰‘歷史唯一的用處是告訴人又要這麼樣了！’”196

周作人傳 第三章 一九一一（2）

周作人有關革命運動的思考，歸結為《庸眾之責任》197中所說：“人類不齊，有賢有不肖，故其責任亦因之有積極消極之異。積極者賢者之責任，重在建設，以利民為事，消極者不肖之責任，其事但在自持，不為害而止耳。”正與魯迅當年倡導的“任個人而排眾數”一脈相承。不久後，曾經熱情歡呼辛亥革命的友人範愛農之落魄、慘死198，似乎從反面為此提供了一個例證。周作人因而發出“天下無獨行，舉世成委靡”、“傲骨遭俗忌，屢見螻蟻欺”199的感慨。《望越篇》曾經魯迅修改；周作人對於辛亥革命的認識，也與魯迅後來在《阿Q正傳》中所揭示的正相一致。《越鐸日報》上週作人這組文章，可謂魯迅所倡導的“紓自由之言議，盡個人之天權，促共和之進行，尺政治之得失，發社會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200的具體體現。

一九一二年三月，經朱逷先向司長沈鈞儒介紹，浙江軍政府教育司委任周作人為課長，後改本省視學，但他因妻子即將分娩而未到任。五月十六日，兒子出生，取名豐丸，後改豐一201。因需服侍產婦，從日本接來小姨羽太芳子，兩年後成了他的弟媳。六月，周作人往杭州就職，舊同門朱逷先、錢玄同等皆與共事。“視學的職務是在外面跑的，但是平常似乎也該有些業務，可是這卻沒有，所以也並沒有辦公的坐位，每日就只是在樓上坐地，看自己帶來的書，看得倦了也就可以倒臥在床上，我因為常是如此，所以錢玄同就給我加了一句考語，說是在那裡‘臥治’。”七月，因患瘧疾，告假回家。“我記得領過一次薪水，是大洋九十元，不過這乃是浙江軍政府新發的‘軍用票’。”202周作人第一次官員生涯就此結束。——在此之前，魯迅已於當年二月赴南京###任職，五月隨臨時政府遷往北京。

一九一三年三月，周作人被選為縣教育會會長；繼而浙江省立第五中學又請他教英語。他在日記中分別說是“允暫擔任”、“暫任之”，兩樣差事卻都幹了整整四年。與第五中學所訂合同規定：每週課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