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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希望反動會匿跡，理性會得勢的心思，現在卻變了，減了，——這大約也是一種進步罷。”

周作人傳 第五章 一九二三（20）

對於周作人來說，不僅僅是“心思”有所變化，他繼而宣佈：“從今年起（或者不如從龍兒年起更為合式），擬改為隱逸，食粟而已，不問國旗，恐怕不能寫什麼文章，……”541不過一時未能實行，《語絲》仍不斷刊出他的憤世嫉俗之作。一九二八年二月，他在《北新》半月刊開闢“夜讀抄”專欄，但僅登載兩次即告中止。介紹舊譯《黃薔薇》時，他說：“不知道在幾年前，中國曾經有人很攻擊過革命文學，對於閱讀介紹弱小民族文學這一件事也大加非難。到了現在，大家都大談其革命文學了。我雖然對於革命文學仍然不很熱心，但覺得閱讀弱小民族的文學還是很有意思，很有意義。英法德義，但莎哥囂，本來值得也應該有人去弄，但弱小民族也有他們的靈魂，表現在文學上面，我們當一樣的尊重，而且在此刻的地位中國人更應對於他們感到親近，古詩人說：‘賊能知道賊的足跡’，現在可以改說奴隸能瞭解奴隸的心情。”542——當時創造社、太陽社與魯迅之間發生關於革命文學的論戰，周作人亦被牽連在內，因為語絲派仍被視為一個整體。如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543有云：“以《語絲》為中心的周作人一派的玩意：他們的標語是‘趣味’；我從前說過他們所矜持的是‘閒暇，閒暇，第三個閒暇’；他們是代表著有閒的資產階級，或者睡在鼓裡面的小資產階級。他們超越在時代之上；他們已經這樣過活了多年，如果北京的烏煙瘴氣不用十萬兩無煙火藥炸開的時候，他們也許永遠這樣過活的罷。”何大白《文壇的五月》544則說：“魯迅和語絲派諸君所代表的傾向，分析下來，我們可以大膽地說，不過是以下幾種的混合，就是：很多的趣味，相當的不平，些須的人道精神。他們有的一面抄著小說舊聞，一面可以把日本首鼠兩端滑頭政客鶴見祐輔的新自由主義介紹過來；有的在帝國主義武裝保護的北京城中，翻譯著古代希臘的戀歌，日本武家專政時代的俳句，一面卻高撐著由武者小路的新村借來的人道主義的旗幟。只這兩個代表的先生（不是老生！）已經夠叫我們看出他們的矛盾和無聊賴了。”此前編訂《藝術與生活》一書，周作人重視的是自己今昔的變化；現在受到攻訐，他卻強調不變的一面。他之所以重新標舉“弱小民族文學”，乃是自覺比“革命文學家”更能理解中國的現實——這也可以形容為“奴隸能瞭解奴隸的心情”。一九二八年八月所譯獨幕劇《嬰兒殺害》亦可看作這類作品，雖然作者山本有三並不屬於“弱小民族”。革命文學甚囂塵上之際，周作人藉此表明自己的態度：“本篇宣告系‘社會劇’，究竟他的文藝的價值如何，社會的意義如何，在我外行是說不上來。但我相信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總是應該‘打倒’的，而文學卻也非是宣傳，——他不是別種東西的手段，他自己就是目的；反資本主義的思想沁到人心裡去燃燒起來再發出為言語文字，這樣可以成為好的文學，是動人的藝術而非符咒或號令。”545他既已根本否定“無產階級”及“無產階級思想”的存在，也就將自恃萌生於此的革命文學看作無稽之談——無非是與“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同一性質的“別種東西的手段”罷了：“中國民族實是統一的，生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