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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新翻譯的臺阿克利多思的牧歌《割稻的人》和海羅達思的擬曲《媒婆》，均在《晨報副刊》“古文藝”一欄發表。此前他在病中寫過一篇短文《勝業》370，有云：“我的勝業是在於停止製造（高談闊論的話）而實做行販。”他打算“行販”的顯然不止是《現代小說譯叢（第一集）》、《現代日本小說集》之類，還擴充套件到古典作品。這與不到一年前他的意見頗有不同，那時說：“陳胡諸君主張翻譯古典主義的著作，原也很有道理；不過我個人的意見，以為在中國此刻，大可不必。那些東西大約只在要尋討文學源流的人，才有趣味；其次便是不大喜歡現代的思想的人們。”371現在他恰恰是從中發現了“現代的思想”，就像關於路吉阿諾斯的對話所說：“古今相去千七百餘年，但人情沒有變化，讀古文書，仍有現代文藝的趣味，所以譯他出來。我想古典之有生命者，不以古而遂湮滅，正猶今‘典’之無生命者不以今而得倖存。”372此種眼光，可以追溯到十年前之譯介希臘擬曲。但是這回意味著他的思想背景發生了很大變化，從以西方文藝復興以降的人道主義思潮為依靠，逐步轉向以古希臘文明為根據；而在他看來，“希臘是古代諸文明的總彙，又是現代諸文明的來源”373。可謂“追根溯源”。“人情”一詞，也可形容周作人對包括狂言等古代作品在內的整個日本文化的把握；而他對狂言的欣賞還在於趣味相投——這與古希臘和他的關係相比，要更具體一些。就像他所說的：“狂言是高尚的平民文學之一種，用了當時的口語，描寫社會的乖謬與愚鈍，但其滑稽趣味很是純樸而且淡白，所以沒有那些俗惡的回味。”374這是周作人翻譯路吉阿諾斯和日本狂言的起頭，以後兩方面都卓有成就：前者晚年有直接譯自古希臘文的《路吉阿諾斯對話集》；後者先出版了《狂言十番》，又增補為《日本狂言選》。

五

周作人說：“一九二二年春天起，我開始我的所謂文學店，在《晨報副刊》上開闢‘自己的園地’一欄。”375從作為開場白的《自己的園地》起，到最後的《情詩》，共十九篇。開宗明義就講“我們自己的園地是文藝”；其中或申說文學觀念，或具體評騭作品，以後被阿英譽為“確立了中國新文藝批評的礎石”376。後來他即以這年作為自己文學生涯的分界：此後“寫批評文章”，此前“多翻譯外國作品”377——《現代小說譯叢（第一集）》和《現代日本小說集》出版後，有關“弱小民族文學”和現代日本文學的翻譯較之先前明顯減少。

周作人傳 第四章 一九一七（19）

周作人說：“藝術是獨立的，卻又原來是人性的。”378《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以來有關言論，都可統攝在這一觀念之中，只是前後側重略有不同罷了。從前他在《新文學的要求》中說：“正當的解說，是仍以文藝為究極的目的；但這文藝應當透過了著者的情思，與人生有接觸。換一句話說，著者應當用藝術的方法，表現他對於人生的情思，使讀者能得藝術的享受與人生的解釋。”此時則說：“現在卻以個人為主人，表現情思而成藝術，即為其生活之一部，初不為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觸這藝術，得到一種共鳴與感興，使其精神生活充實而豐富，又即以為實生活的基本；這是人生的藝術的要點，有獨立的藝術美與無形的功利。”379其間不無差異，但並非對立；區別在於現在他雖不排斥文學的功用，卻也不再那麼強調。對此他在先於專欄寫的一篇《文藝的討論》380中講得最清楚：“我以為文藝是以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