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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當然還包括基輔、斯堪的納維亞和冰島等地。威尼斯、比薩、阿瑪爾菲、熱那亞的商人都在該城建立了聚居地，為的是將貨物運回家鄉。

關鍵地點不是在巴黎或倫敦、德國或義大利，而是在東方。和東方連線的城市才是最重要的，如諾夫哥羅德和克里米亞的赫爾松（Kherson），也就是那些聯絡著亞洲脊樑通道——絲綢之路上的城市。在11世紀下半葉與外界建立聯姻後，基輔成為了中世紀的中心城市。雅羅斯拉夫（Yaroslav，1054年前的基輔大公）的四個女兒，分別嫁給了挪威國王、匈牙利國王、瑞典國王和法蘭西國王；一個兒子娶了波蘭國王的女兒，另一個兒子和君士坦丁堡的皇室女子成親。下一代的聯姻更加引人注目，羅斯的兩位公主分別嫁給了匈牙利國王、波蘭和德國的皇帝亨利四世。此外，像吉莎（Gytha）——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二世莫諾馬赫（Vladimir　II　Monomakh）的妻子——其實是英格蘭國王哈羅德二世（Harold　II，1066年在黑斯廷斯戰役中遇難）的女兒。基輔統治者是當時歐洲對外聯絡最活躍的一個王公家族。

眾多的城鎮和聚集地也如雨後春筍般在俄羅斯各地湧現，就像是一串長長珍珠項鍊。柳別奇（Lyubech）、斯摩稜斯克（Smolensk）、明斯克（Minsk）、波洛茨克（Polotsk）等城鎮正隨著基輔一道成長，在它們前面發展起來的還有切爾尼戈夫（Chernigov）和諾夫哥羅德。這和威尼斯、熱那亞、比薩和阿瑪菲的崛起過程如出一轍，其關鍵都在於東方貿易。

義大利南部的情況也是一樣。中世紀初期最突出的成就要數諾曼（Norman）僱傭軍，他們先是在11世紀統治了普利亞（Apulia）和卡拉布里亞（Calabria），之後漸漸發展成地中海上的霸主。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時間裡，他們拋棄了僱傭他們的拜占庭老闆，將目光轉向了穆斯林控制下的西西里島——一個財源充足並極具戰略意義的據點，它連線著北非和歐洲，控扼著地中海。

所有繁榮的關鍵都在於貿易渠道。因此，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世界的分界線到底在哪裡，最佳市場到底在君士坦丁堡還是在阿鐵爾，在巴格達還是在布哈拉，或是（至11世紀）在馬迪亞（Mahdia）、亞歷山大港、開羅，這些問題都已經不太重要。儘管對一些地點的控制權在政治和宗教上意義重大，但對絕大多數商人來說卻無關痛癢。事實上，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到哪裡做生意或者和誰做生意，而是如何透過倒賣那些奢侈品賺到更多的錢。在8世紀到10世紀期間，常見的商品是奴隸。但是隨著歐洲東西部經濟的發展，外加伊斯蘭銀幣的大量湧入，城鎮和人口都取得了突飛猛進的增長。緊隨其後的是城鎮之間聯絡的強化以及貨幣需求量的增加，也就是說，貿易活動開始以貨幣為基礎，而不是（比如說）以毛皮為基礎。隨著這一轉型的出現，地方社會開始變得更為複雜、更為成熟。社會開始分層，都市中產階級也湧現出來。金錢，而不是人力，成為了與東方貿易交往中的通用媒介。

另一方面，對西方存在巨大吸引力的東方，其本身也在發生改變。到了11世紀，那些曾被穆斯林征服的中亞邊疆逐漸趨於瓦解。與巴格達政權一樣，中亞的各個伊斯蘭王朝長久以來一直從大草原上僱傭士兵，如同君士坦丁堡皇帝們對待北歐和西歐外來人的做法。薩曼（Sāmānid）等王朝從突厥部落招募了大量僱傭兵，組成“古拉姆”（ghulām），即奴隸軍。但隨著這些僱傭軍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他們的地位也在不斷提高，不僅成為了正式兵，還開始進入指揮層。於是不久之後，伊斯蘭高層官員就開始為自己的實權擔憂了。軍隊確實應該重用志向遠大的人，但絕不能把王國的權柄讓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