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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類似的政策——至少在剛開始，瑣羅亞斯德教基本無人干預，任其自由行事。對於猶太教和基督教，甚至被允許使用更加正式的手段來予以保護。有一份叫《烏馬爾公約》（Pact　of　？Umar）、內容繁複又頗具爭議的文獻，其中明確規定了基督徒在新徵服者的統治下應享有的權利，並規定了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共存的基本原則：不會在清真寺上安置十字架；不可向非穆斯林子女講授《古蘭經》，但也不能禁止任何人轉信伊斯蘭教；穆斯林在任何場合都應得到尊崇和幫助。多種信仰並存是早期伊斯蘭擴張的重要特色，也是它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

在約旦北部傑拉什古城（Jerash）陶瓷燒窯裡發現的證據表明，即便在這種寬容政策下，有些人也依然小心翼翼。這個公元7世紀燒製的檯燈上，一面用拉丁文刻著基督教的禱告詞，一面用阿拉伯語刻著伊斯蘭教的祈福語。如果考慮到之前波斯對這一地區的佔領只持續了25年的話，這種做法的確很是穩妥。正如7世紀某希臘文獻上寫的，誰也無法保證阿拉伯人能長久待下去，枯木還能再生，穆斯林征服者也許就是曇花一現。

行政管理方面的新政策也頗具亮點。在新徵服的地區，羅馬錢幣沿用了幾十年，同時新鑄造的錢幣也在發行，但刻有基督教長期使用的類似圖案；現存法律系統也保持不變；征服者還採納了現存的社會習俗，包括財產繼承、婚喪嫁娶、婚姻誓約、朝聖戒齋。多數情況下，前薩珊帝國和羅馬帝國地區的總督和官員都保有其原先的職位。這種做法基於簡單的數學考慮，新統治者——無論是阿拉伯人還是其他民族，即便算上自願和被迫皈依的新信徒——在人數上均居於弱勢，這意味著爭取當地人的支援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必須。

從大的方面講，這種寬容局面的出現是由於伊斯蘭在波斯、巴勒斯坦、敘利亞和埃及獲勝之後仍有很多大仗要打。其中之一便是和羅馬帝國殘餘勢力的持續糾纏，阿拉伯領袖希望徹底擊潰羅馬人，因此需要不斷向君士坦丁堡施壓。不過，更重要的還不是這些，而是關於伊斯蘭信仰的戰役。

與早期基督教的內部爭端相似，如何確定穆罕默德所受的神啟、如何記錄和傳播這些神啟以及傳播給什麼人，這些在穆罕默德死後都成為了主要問題。鬥爭十分激烈、殘酷：被指定為穆罕默德的代表和繼承者（即“哈里發”）的前四個人中，竟有三個是遇刺身亡。在如何解釋穆罕默德教義的問題上也是爭得難分難解，無論是為了曲解還是繼承，人們都付出了絕望的努力。人們想搞清楚，在7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中，穆罕默德到底得到過什麼樣的啟示，才最終得以形成唯一的聖書《古蘭經》。

伊斯蘭內部諸教派的對立狀態加劇了各方對待非穆斯林態度的轉變。每個教派都宣稱自己是先知箴言的捍衛者，代表著真主的旨意，因此可以想見，爭鬥者的注意力很快就轉移到了那些“卡菲爾”（kāfir，即異教徒）身上。

過去，穆斯林領袖能夠容忍、善待基督教徒，甚至還在公元679年地震後重建了埃德薩教堂。但到7世紀末，情況發生了變化。人們開始致力於讓當地人換教、皈依伊斯蘭，隨之而來的還有對這些人的敵意。

這一轉變在貨幣上得到體現，因為貨幣可以被用來宣傳宗教資訊，這一行為被學者們稱為“錢幣戰爭”。伊斯蘭領袖哈里發於7世紀90年代發行新錢幣，上刻“真主是唯一的，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隨後，君士坦丁堡開始反擊，錢幣正面沒有皇帝的頭像，頭像被放在了背面，正面的形象全然一新：耶穌基督。其用意很明顯，就是為了強化基督教的身份認同，表明帝國正得到上帝的護佑。

經過一番奇蹟般的發展，如今伊斯蘭世界已經能夠和基督教世界平起平坐了。有趣的是，針對羅馬新版的耶穌像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