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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到北京定居，還把廣義介紹給了我，我們都有一見如故之感。廣義說：“來見你，有一種拜見名人的感覺。真沒想到你是這樣的，真好！”劉彥說：“我向人談國平，不說他的書，只說他的眼睛——國平是個孩子。”廣義的目標很明確，就是成功。他說：“如今不是梵高的時代了，生前出不了名的，死後也出不了名，世人早已把你忘記。”他搞政治波普，用繪畫進行文化批判，一度名聲大噪，是新潮畫家中最早出名和富起來的人之一。他讚賞劉彥，說劉彥很本質，而他自己要成名，然後再回到本質。我感到自己和劉彥非常相通，他和我一樣遠離時代，追求本真的東西。他這樣評論尼采：“古希臘是單純的，尼采想把基督教的複雜整掉，回到古希臘的單純。”一句話就把尼采說清楚了。不過，他的路相當艱難。他像梵高一樣與樸素的事物有著血肉的聯絡，迷戀於畫簡單的風景和靜物，但賣不出去，生活得窮困潦倒。這使他感到困惑，有一次對我說：“過去我獨自在樹林裡坐著，感到非常寧靜。現在感覺不對了，朋友們都在掙錢，從他們那裡回來，獨自一人，有一種淒涼的感覺。好像一個從小離家的孩子，長大後回到家，總覺得不是想象中的家了，怎麼那樣老舊。”他曾經試圖順應時代，一度改做裝置，終因不合性情而放棄了。現在，他在北京郊區一個村子裡過著最簡樸的日子，像中世紀的農民一樣與世隔絕，安心畫他的風景畫和靜物畫，完全不關心這些畫能不能賣出去。我知道，他已經回到他自己的家裡。

如果要論那個年代在青年中影響最大的人物，無疑是崔健。我是1988年初在梁和平家與他第一次見面的，第一眼的印象是樸實，有些靦腆，和我一樣不健談。那天有一個攝影家在座，表示要給他照相，做某刊物的封面，他謝絕了，說出名使他感到很疲勞。攝影家強調，他應該意識到他不只是自己，而是一代人的代言人，代表著時代精神，他回答：“我不想那些，寧可輕鬆些，按自己的心願唱。”寥寥幾句，使我感到他是一個真實的人。那天夜晚，他抱著吉他即興彈唱了幾支歌，臉上是迷醉的表情，像孩子那樣快樂，像農夫那樣淳樸。我不止一次發現，好的男子漢本質上都是農夫，樸實，安靜，沉湎於自己的園地，不管那是音樂、繪畫還是書籍。後來我聽過他的演唱會，也在私人場合見過幾次面，印象一直非常好。我在崔健身上從未發現過浮躁和媚俗，上天挑選這樣一個人來做中國搖滾的創始人，幸運地提高了八十年代流行音樂的質量，但也註定了他在輝煌之後的寂寞。

十幾年後，我們合作出版了《自由風格》一書。經常有人問我，我是怎麼想到要和崔健做這個對話的。這當然有我一貫對崔健的欣賞為基礎，不過，寫書的想法則產生於一次餐桌閒聊。1999年一個早春的晚上，我和梁和平、劉雨田去崔健家，崔健請我們在附近一家餐館吃飯。當時，劉雨田正在籌備橫穿克拉瑪什幹沙漠之行，餐桌上的談話就很自然地圍繞著他的這次探險旅行。他喝多了一點，反覆說，在告別生命之前能夠與崔健和我在一起，夠了。他說，崔健給他生命的衝動，我給他放心和祥和。我覺得他的醉言很可愛，但不贊成他一心去送死的念頭，責問他：“為了什麼呢？因為有許多眼睛盯著你，媒體盯著你？你是為了他們去探險的嗎？”崔健也不斷地勸慰他，說：“沒有一個厭世的的人會去探險。”針對另一件事，崔還說：“我發現最毀人的是媒體。”劉談到為民族爭光，我又表示異議，說：“這與民族有什麼關係？這是你自己生命的需要，是個人面對上帝的事情。”這個話題也引出了崔健的一段感想，他沉默了一會兒，突然說起來：“從下面往上看，我們覺得民族很重要，可是跳出來，從上面往下看，民族真是不重要。我覺得，誰真正理解我，誰就是和我有血緣關係，管他是什麼民族的。”餐桌上的談話是斷斷續續的，但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