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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香港時，還是炎熱的夏天，熱情的島嶼給人希望。而走的時候，卻是秋天了。涼颼颼，冷冷清清，真是與這世情一般。

她踏上開往日本的海輪，　帶著母親當年周遊列國時用的箱子。

那隻箱子上，有母親的痕跡，這個強大而自由的女人，將女兒遠遠地拋開，追逐自己的愛與幸福。她是強大的，也是可怕的。但………不管怎麼說，她是張愛玲崇拜的人。

在海輪上，面對茫茫的大海，張愛玲也許感到自己的前途也如這海一般迷茫。從大陸到香港，再到日本，她如同飛蓬一般輾轉，卻不知道自己終究是要去往何方。

張愛玲到了日本後，到底遇到了什麼？　她和炎櫻一起，做了怎樣的努力？　在日本的三個月，她並沒有留下文字記錄。人們只知道，三個月後，她再次回到了香港。

那三個月裡，到底發生了些什麼事情？　炎櫻的許諾，為什麼成為一紙空談？　且不說細枝末節，連事情的大概走向，都湮滅在歷史的灰燼裡了。人們猜測，是不是她在日本遇到了曾經的愛人胡蘭成？或者說，似《同學少年多不賤》裡寫的一樣，當年的一對好友，一個落魄，一個蒸蒸日上，到底拉開了距離。再懷念往昔，也免不了尷尬。

第三次來到香港島的張愛玲，灰頭土臉，垂頭喪氣。學校也回不去了………因為學費與獎學金問題的糾葛，與學校的關係，徹底陷入僵局。

本來張愛玲打算再次入學，　但港大怎會允許一個學生想來就來，想走就走？　於是，港大不但拒絕了張愛玲的申請，還要求她補上欠的四百來元學費。張愛玲當然不願意還，因為多年前，她離開港大時，學校還欠著她一筆獎學金。

說錢，讓人感到俗氣。但人又都是愛錢的：沒有錢，哪裡有安逸的生活，哪裡有寶馬、香車、美人？張愛玲是愛錢的，但在錢的問題上纏雜不清，到底讓人覺得討厭。這場關於“錢”的拉鋸戰，讓張愛玲與港大文學院院長之間的關係到了非常惡劣的程度。

沒奈何，張愛玲唯有帶著母親留下來的古董去賠禮，卻仍然沒有讓對方徹底消氣。張愛玲從來不否認自己是一個小市民，但這樣放低姿態，的確是難以啟齒的羞恥。

在香港的生活，窘迫是基調。香港是一座自由與繁華的城市，但不可否認的是，在這看似美好的自由與繁華的表象底下，是冷酷無情。沒有生活來源，張愛玲希望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本來，她有希望做一名翻譯。但後來，她卻因為是從大陸來，而被懷疑是共產黨方面的臥底，最終與這工作失之交臂。

從離開大陸開始，好運似乎就沒有降臨到張愛玲身上。就算幼年時曾遭到繼母的苛刻，好歹也是能夠吃飽穿暖，所缺的只是新衣服。而這個時候呢？一個孤立無援的女人，一切都要靠自己的雙手來賺取。何況，她是除了做“天才”之外，對什麼都一竅不通的女人。

不過，值得慶幸的，還是張愛玲是“天才”………一個在文學方面，天賦異稟的能手。張愛玲數年前便在大陸有了名頭，這讓美國新聞署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對她產生了興趣。所謂的“新聞署”，當然與政治也脫不了關係。20　世紀50　年代，朝鮮戰爭期間，大陸與美國方面關係非常緊張。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美國當然需要推銷自己，並對“敵方”作反面宣傳了。

就這樣，張愛玲獲得了一份翻譯的工作。起先，她只是將一些英文著作翻譯成中文。後來，她將一部反面宣傳共產黨的《荻村傳》翻譯為英文。在這段日子裡，她還創作了《秧歌》與《赤地》，都有些“反共”的意思。有人說，這是在“新聞署”的授意下創作的。但就張愛玲本人來說，何嘗不是對共產黨有些“怨懟”。若不是大陸換了天，她的上海，會變成一個陌生的城市嗎？　她會被迫遠走他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