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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比利館長。

比利館長有點冒汗，拿著一塊大手帕擦了擦，才搖頭道：“我是負責行政的，這方面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但是胡威爾他們都是館裡的老修復師了，修復手法應該不會有問題才對……”

他越說聲音越小。

那兩位修復師都在大英博物館呆了一輩子，經手的珍品數以千計，一件華夏的文物在他們的經歷裡，只算是滄海一粟，甚至不值得拿出來當履歷講。

按理說，他們的修復應該是不會有問題的。但是現在修復的結果擺在面前，有沒有問題一看就明白了。

比利館長很是不明白——一個修復師出問題還可能是疏忽大意什麼的，兩個人同時修出不良結果，這是怎麼回事？

一時間，他心亂如麻，不知道該怎麼辦好。

查理侯爵掃他一眼，開口道：“蘇進先生……”

他話還沒說話，蘇進已經先開口了：“還有一件文物沒有檢查完，先結束了再說吧。”

蘇進沒再理會旁邊的人，他離開那兩幅慘不忍睹的絹畫，走到另一邊的桌邊，拿起了上面的文物清單看了一眼。

那兩排中英文名稱極為刺眼地跳進了他的眼簾。

《女史箴圖》。

他的目光在這四個字上停留了很久，最後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念出了它的名字。

他已經力持穩定，不讓聲音透出一點痕跡了，但張萬生還是聽出了什麼，向他這邊投來了一個疑惑的目光。

而這時，蘇進完全顧及不了其他了。他走到最後一個文物箱旁邊，手按在了箱蓋上。

女史箴圖，是東晉時期顧愷之根據張華的《女史篇》畫的一幅插圖性畫卷。

它是一個長卷，全卷長348厘米，高24。8厘米。原文12節，因此畫也有12段，一共描繪了19位女性。它為絹本設色，採用了遊絲描的手法，人物儀態宛然，細節精微，藝術價值極高。

現存的這幅女史箴圖不是東晉顧愷之的原畫，而是唐代的摹本，神韻最接近顧愷之的原畫，一直被視為經典摹本。

另外在蘇進所在的時代，還存在著一幅南宋時期的摹本，被故宮博物院收藏。

相比之下，南宋這幅摹本是紙本墨色，水平稍遜，藝術價值相對就低得多了。

所以，在女史箴圖原本已經佚失的現在，通常都把唐代摹本當成真品來看待。

女史箴圖原畫繪於東晉，推測在公元380至400年間。那時候羅馬帝國還沒有分裂，歐洲現代國家連出現的端倪也沒有，美國的出現更是漫長時光之後的事情。

那時候的中國正處於魏晉時期，儒學思想受到嚴重衝擊，“獨尊儒術”的局面結束，老莊、道家、佛教……百花齊放，形成了一個精神上極度自由，思想上極度開放的時代。

所有劇烈變化的時期也是文學藝術之花綻放得最熱烈的時期。

這種時代與思想的轉變，讓魏晉時期的藝術呈現出了全新的景象。

在此之前，中國的文學藝術慎重端嚴，更注重對人的內在德行的考察，注重“教化”的意義。

而從這個時期開始，藝術審美逐漸佔據上風，這一特徵尤其體現在了魏晉的人物畫上。

魏晉時期關注女性美，欣賞女性美，並在生活上進行模仿。男性塗脂抹粉在那個時代是非常流行而且風雅的事情，在之後的任何一個時代都是非常少見的。

張華作女史篇的時候，是將它作為對當時專權的賈后的一個諷諫，因此繪的是“女德”，是想要“苦口陳篇，莊言警世”，其實主要目的是說教。

但是顧愷之在為它繪製插圖的時候，卻仍然展現了當時的審美情趣的變化，同時體現了他自己的美學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