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第2/4 頁)

義律隨即提出要求割讓尖沙咀、香港島，琦善則說只能選擇一地，由英方選擇然後他上奏請旨。義律卻故意曲解琦善的意思，回信稱已經接收香港島，並又另提釋放英囚一事。而琦善的回信不夠謹慎，有“現在諸事既已說定”之語，實際上指的是釋放英囚一事，隨後還就香港島問題上奏道光帝請旨。可是義律卻跡近無賴，抓住上述那句話宣稱已經和琦善達成協議，強佔了香港島。實際看來，琦善並沒有和英人有任何協議，關於香港島也曾上書請旨，並沒私自作主。實際上之所以後來琦善在史書記載裡成為賣國賊，是因為他在清朝朝廷當中是主和派，反對用武力和英人進行對抗。在中國歷史中，主和派永遠是奸臣的代名詞。秦檜就是一個例子。而把主和派描述成奸臣，只是處於一個目的：為尊者諱。

民族英雄與賣國賊（2）

秦檜成了宋高宗的替罪羊，而琦善正是成了道光帝的替罪羊。在皇權至上的中國封建社會里，無論皇帝多麼昏庸無能，最終失敗的罪責總是要臣子來承擔的。所以說妥協的政策是道光帝定的，但是所帶來的後果卻必須由琦善承擔，因為至聖至明的皇帝是不會錯的。其實主戰派也是如此。道光帝主戰之時，主戰派將領在戰場上失利，肯定也不會是道光帝主戰的政策有誤，而是將領們或者貪生怕死，或者指揮無方造成的。如果戰死疆場，那麼名聲可以儲存，活下來的卻只能承擔罪責了。裕謙和餘步雲的結局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可以想象，若不是道光帝為英人所迫罷免了林則徐，林則徐在廣東戰場上也必然一敗塗地，到時候林則徐如果不能以身殉國，必定也要承擔戰敗的責任。然而主戰派既然主戰，賣國的罪名還總是扣不到頭上的，於是琦善之類的主和派，就只好承擔賣國賊的罪名，從而為整個鴉片戰爭的失敗埋單了。這就是“奸臣誤國”歷史觀的來源。這種歷史觀是十分危險的。鴉片戰爭給我們的最大啟示在於，中國在近代歷史上的的確確是落後了，必須放棄自己原來的社會制度，努力學習西方先進的文化，才能奮起直追，迎頭趕上。然而上述“奸臣誤國”的歷史觀所能得出的初步結論則是，戰爭中只是皇帝用錯了人，如果能堅持使用林則徐這樣的忠臣，結局不會是這樣的下場。最終結論將會是，我們需要更多的林則徐式的忠臣，為了培養這樣的忠臣，必須維護和強化舊的倫理綱常和社會制度。無疑，這樣的結論是會阻礙中國社會的進步的。

天朝夢醒了還是沒醒（1）

中國歷史存續的時間太長了，此時的中國已經不是有什麼病症的問題，而是不可挽回地衰老下去。中國領先於世界的時間也太長了，不僅沒有面對比自己先進的文明的經驗，甚至連這樣的想法都沒有。

長期的妄自尊大導致了一種驚人的麻木，就是鮮血的刺激，天朝都仍然不為所動。

今日的人們回首歷史，能夠看清當時雙方各自手中的底牌，因此可以得出結論說，鴉片戰爭中大清朝必敗。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也是和中國一樣，落後於世界潮流。1853年美國艦隊四艘軍艦駛進東京灣的時候，給予日本人的震驚，不亞於英艦駛進大沽口給予中國人的震驚。美國的四艘蒸汽軍艦均塗黑漆，日本史稱“黑船事件”。然而日本在考慮一年之後，決定放棄抵抗，開放口岸，從此西方文明潮水般湧入日本。當時日本人以蒸汽機的日文諧音“上喜選”所作的狂歌唱道：名茶上喜選，只消喝四碗；驚破太平夢，徹夜不能眠。在日本，喪權辱國的條約變成了刺激民族神經的濃茶，使得大和民族從此忍辱負重，發奮圖強，最終透過明治維新重振國威，一掃頹勢，一躍而成為世界強國。在必敗的戰爭面前，合理的選擇似乎應該是儘量避免交戰並簽訂一個能儘量減少損失的條約，然後謀求強國之路。可是這樣說來，鴉片戰爭中清軍將士的鮮血難道都白流了嗎？大和民族是一個善於向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