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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就是他個完全不同的時代。三千年儒家社會，重視不變二字，儒士抱殘守缺，在很多問題上唯獨求的就是一個穩當，一切照舊，平平常常就好，不需要任何起伏波瀾，只求皇帝坐得穩皇位，儒士坐得穩富貴。但是，這個社會中卻沒有一個王朝能逃得出三百年輪迴，必然經歷起落興衰，百姓的生活三千年來沒有特別的變化，仍然辛苦勞作、苟且偷生。相比之下，新朝立國，反其道而行之，重視的就是一個變字。國家要變，人民要變，社會要變，文化也要變。看起來有些商鞅變則通不變則亡的意思，但是觀現在之發展，卻可以看出，國家的變，向前地演進，使得國家財富增加，使得軍隊戰力增強，百姓生活富裕國民的素質在提高，這些都是三千年中任何一個王朝都沒有做剿的事情，而新朝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卻完成了這項壯舉。那麼，我們的祖先，在三千年中，都是錯了麼？

年輕的才子在這裡提出了疑問，很快又自問自答。他說，祖先並沒有錯。

國家的變，政局的變，並不是盲目地變，而是隨變則變。他引用了一個經典的理論，生產力的發展決定了社會形態。三千年時間，中國的生產力有了顯著的變化，三千年前，祖先們可以用儒家統治社會，因為百姓需要安寧，國家需要平靜，在外部威脅近乎為零，社會紛亂的情況下，儒家思想和治政理念，有利於那個時期社會的穩定、國家的安寧，從而使得人民在和平穩定環境下，進行生產力的發展，創造更大的財富，人民生活向前邁進。

但是，三千年後，世界變小了，西夷就在身旁窺伺，並且透過巧取豪奪，獲得與中華相較的實力。其他人、其他國家都在變，都在發展，如果儒士們還是抱殘守缺，凡事向著維持國家穩定，同時閉關鎖管，兩耳不聞海外事，那麼中華將被後來居上的西夷給超過，甚至羞辱。我們求國家穩定安寧的的心情將被完全踐賭，變成拖累國家穩定和安寧的罪魁禍首。

他提出，在一定的生產力水平下，就應該有一定的適應生產力發展妁社會制度與之適應，從而促進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他列舉了許多前清國家破壞生產力發展的力證，舉出傳統的小農經濟對於國家的負累，以及與同時期西方國家的差距，證明了那些閉著眼睛就知道念四書五經的腐儒們所謂的天朝上國，基本上已成幻夢，所謂的天朝已經不復存在。

“儒家治政理念在當代社會的失敗，並不代表儒家文化的失敗。”李文瀾這樣寫道。

絕對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的傳統文化，至少有半壁江山是儒家傳統思想撐起來的，我們今天並不是為了全盤否決儒家思想，而是剔除儒家思想中，已經不符合社會發展的因素，最直接的物件就是程朱理學。新朝建立以來，並沒有提出任何毀儒滅儒的政策和口號，任何相關看法都是儒士自己強加上去的。反而，新朝重新訂立了一套約定俗成的基本社會禮儀，要求重新建立一個禮樂社會。當然，這個禮樂社會跟孔子所推行的禮樂已經有著較大出入，但是卻能更好地提高國民素質，興復人民道德，而且是全民的道德。王道儒家復古也是最近在報紙上大行其道的一個口號，很多學者開始重新闡釋儒家經義，挑選出於現代社會相符合的內容。…

所以當今社會基本上是這樣一個情況：講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卻拋棄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極端理論；講求家庭和睦、夫唱婦隨、兄友弟恭等傳統道德，卻拋棄了過激的貞潔觀念、人身依附觀念等；提倡知識的重要性，卻不限於儒家知識。

德泰皇帝、尹勝吉首相天天在報紙上發表的言論，基本上找不出一篇中間沒有引述儒家經典的，但是腐儒們卻徹底地從政治舞臺上消失了。國家到處宣揚著仁德友愛的儒家社會道德觀念，但是僅僅懂得這些的人再也沒有了權力。

李文瀾稱之為怪現象，由於社會形態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