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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同仇敵愾，要求武裝救國，而《太平花》表現的卻是非戰的和平思想，和當時氣氛是有些不相時宜的，父親有感於此，正在苦思冥想，如何改動？報社的編者也有同感，寫信來問父親，何以善其後？父親考慮只有兩個辦法，一、書的立意，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故事變成抗戰。二、乾脆，把這篇“夭折”，另寫一部。考慮來考慮去，還是採用了第一個辦法，於是從第8回起，父親做了大幅度的改寫，由於是個大翻個兒，比另起爐灶要難多了，父親費了大力氣，整整想了一個禮拜，才動的筆，父親果然是倚馬才高的人，這樣的陡然的大轉彎，他居然不落痕跡地改寫得順暢自然，所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故事變成：由於外寇侵襲，交戰雙方認識到同室操戈不對，一致言好禦侮。1933年春，全書寫完，共36回。到出版單行本時，又把描述內戰的那一段刪去8回，補寫兩回共縮為30回，在上海出版。1944年，上海原書局負責人也到了重慶，告訴父親此書是被日偽查禁的，還帶來了原書，請父親審閱，準備在內地印行。不想父親再看此書時，常常被引得哈哈大笑，因為書中描寫的抗戰軍事行動太幼稚、太外行了，如果原封不動地出版，會讓經過了8年抗戰的國民笑掉大牙的，所以遲遲沒有動手。1年後，抗戰已接近全面勝利，父親認為必須要對這艱苦卓絕、曠日持久的民族保衛戰進行反省和深思，雖然我們要謳歌全國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蹟，但是也不該忘記內戰的禍害，若不是長期的內戰內耗，國家的元氣也不會削弱到如此的地步。因此，他又來了個第二次修改，仍然把命意著重放在內戰、削弱國本上。但是事隔十幾年，當年內戰帶給人民的災難的具體素材已不大記得，而從前蒐集的材料又因8年的抗戰，早已不知下落，只好把內戰的內容改為主角故事的發展，並將回體改為章體，30回刪去10回，又重新寫了6章，變為26章，於1945年5月出版。父親告訴書局，今後出書，以此為準，並要求將紙型銷燬。《太平花》的兩次大改寫，反映了中國近代史上兩次大事件，也反映了父親在事變中的思想變遷，如果能把報上的連載，及第一次單行本、第二次單行本，都儲存下來比較的看，是一件很有意思和很值得深思的事。

和《太平花》堪稱姊妹花的是《滿城風雨》，此書連載於1931年1月18日至1932年10月8日北平《新晨報》。這部書不僅揭露了軍閥“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醜惡，而且也揭露了“外寇”殘害中國人民的罪行。這裡的“外寇”，當然指的是日寇。

這一時期，父親創作的最主要禦侮小說，還應是《彎弓集》。1931年“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一·二八”事變，使父親感到可痛、可恥，於是他在1931年底和1932年初，用了兩個月時間，寫了這部《彎弓集》，他在自序中痛陳“寇氛日深，民無死所”，深感“心如火焚”，接著他說明寫《彎弓集》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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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筆當槍的抗戰者（2）

今國難臨頭，必興語言，喚醒國人，必求其無空不入；更有何待引申？然則以小說之文，寫國難時之事物，而貢獻於社會，則雖烽煙滿目，山河破碎，固不嫌其為之者矣。……吾不文，然吾固以作小說為業，深知小說之不以國難而停，更於其間，略進吾一點鼓勵民氣之意，則亦可稍稍自慰矣。

今國難小說，尚未多見，以不才之為其先驅，則拋磚引玉，將來有足為民族爭光之小說也出，正未可料，則此鵝毛與瓜子，殊亦有可念者矣。

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張恨水序於北京，時為革命家孫中山逝世七週年紀念，寒風怒號，黃沙蔽天，悽慘動人之際也。

我想父親已經在序言中說明他寫《彎弓集》的動機，本無需我置喙。但是需要補充的是，這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