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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把環境、背景、情節、人物以及故事的發展，都安排在名叫“小西天”的大旅館中，透過這一典型環境，讓形形色色的各種人物，登上這個舞臺來表演，將不同階層、不同職業、不同性格的人，都勾畫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小說在藝術上也很有特色，因為故事是發生在飯店裡，人物的穿插就像舞臺劇一樣上場下場自然而又富於戲劇化，它把西北的社會生活濃縮在一個飯店裡，自然巧妙地透過旅店小社會，反映的是全西北大社會。《春秋》主編周瘦鵑先生在1934年8月20日的《介紹》一文中說：“我們既希望有民間文學的出現，就不能不鼓勵作家到民間去。而張恨水先生就是鼓勵的一個。張先生這次遊歷西北，在陝甘逗留約有3個月……他看到這一矛盾的事實，是絕好的小說材料，於是就利用了這材料，構成一部實實在在的西北民間小說。我想，一個作家，只坐在咖啡廳裡，高喊到民間去，恐怕是不會想到西北的真實情況的。”

除了《燕歸來》、《小西天》兩部長篇小說外，父親還寫了大量介紹西北的散文，《西遊小記》是父親應上海中國旅行社《旅行雜誌》主編趙君豪先生之邀撰寫的，連載於《旅行雜誌》1934年9月第8卷第9期至1935年第9卷第7期，長達數萬字的長篇西北遊記，在當時的文壇是絕無僅有的，父親對歷史嫻熟，識見通達，觀察入微，描寫生動，形象逼真地再現了20世紀30年代西北的社會風貌，自然景觀，歷史地理，民生民俗。這篇《西遊小記》共計33篇，全方位立體交叉地介紹了西北的社會和民情，以引起國人對開發西北的關注。父親自己在《西遊小記》的前言中，很明白地作了交代：

今歲五月，予作陝甘之遊，意在調查西北民生疾苦，寫入稗官。至於風景名勝，旅程起居，則非稗官所能盡收，乃另為一記遊之文，投之本志。與本志主編趙先生約，蓋已三月於茲矣。今征塵小歇，寄居牯嶺，雖寓樓斗大，然開窗北視，遠及百里，但見長江如帶，後湖如鏡，煙雲縹緲，胸襟豁然。覺趙君之約，未容久違，遂即趁此逸興，把筆追志。文以白話為之，取其通俗。而其內容，著重於旅行常識，俾為將來西北遊者，略作參考。間以風土穿插之，以增閱者興趣而已。記遊之文，此本不合，然《旅行雜誌》之命意，似當如是也。文中有圖，亦記者所自攝，初為此道，佳構甚鮮，擇其略可者入之，亦點綴篇章之意目。二十三年八月七日，序於牯嶺望江樓。

近幾年，掀起了一股“西部文學熱”，殊不知早在70年前，父親就已經開拓在當時還是一片荒蕪的西部文學土地上了！

以筆當槍的抗戰者（1）

父親是一個非常愛國和有著民族氣節的人，他雖然是一個不過問政治，也不參加任何派別和文學團體的人，從來都是“孤軍奮戰”，但在愛國和抗擊日軍的侵略上，他從不後人。他認為這不是政治，這是關係民族存亡的大是大非和關鍵時刻，他願搖旗吶喊，獻出自己的一切。他不僅是這樣說了，也這樣去做了。父親在《寫作生涯回憶》中說：“‘九一八’國難來了，舉國惶惶。我自己也想到，我應該做些什麼呢？我是個書生，是個沒有權的新聞記者。‘百無一用是書生’，惟有這個時代，表現得最明白。想來想去，各人站在各人的崗位上，盡其所能為罷，也就只有如此聊報國家於萬一而已。因之，自《太平花》改作起，我開始寫抗戰小說。”的確，從1931年“九一八”國難後，他立即就開始寫抗禦外侮的文字，小說、詩、散文，都在大力宣揚抗擊侵略，民族自強。《太平花》這部小說，很能說明那時父親的思想。此作連載於1931年9月1日至1933年3月26日的上海《新聞報》副刊《快活林》。這原是一部反對內戰，控訴軍閥爭奪地盤，使百姓家破人亡的小說，但是小說連載不久，“九一八”事變發生了，全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