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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報告國民黨政府。根據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給養自籌。建設了根據地，有了政權區，可徵收救國公糧；沒有建設根據地政權以前，即捐、借、指派、沒收漢奸財物，不靠國民黨發餉、發給養。

到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根據地先後發本幣〔66〕，禁止偽幣和法幣〔67〕在根據地內流通，建設“三三制”〔68〕抗日民主政府。在戰爭指導上，是基本的游擊戰，和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平型關的伏擊戰，及大破襲戰、反磨擦戰等，這些也是遊擊性的運動戰，我們把它叫做運動游擊戰，或叫做遊擊運動戰，沒有打過什麼正規戰。上述這一切，軍事、政治、經濟以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都是根據毛主席的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方針執行的。紅軍兩萬八千人改編為八路軍，經過八年抗日戰爭發展到近百萬大軍，是在毫無援助之下成長起來的，如果沒有毛主席這條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是不可能設想的。“七大”期間，毛主席寫《論聯合政府》報告時，在棗園我對他說過，華北抗戰基本上是執行了中央的正確路線。當時，毛主席說，是執行了正確路線，而不是什麼基本上。我說，百團大戰後期，在反掃蕩戰中，太行山區有兩個旅打得比較苦些，傷亡也比較大些。毛主席說，鍛鍊了軍隊。

但是，在傳達“中央政治局十二月會議的總結與精神”以後半年多的時間中，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作用有些降低，黨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從而發生了個別軍官逃跑和國民黨勾引八路軍中的官兵叛變的現象。同時，國民黨對八路軍的發展加以限制，對共產黨的發展也加以限制，國民黨的反動面目更加暴露。從這些事實中，我逐漸體會到王明路線的危險性；也逐步認識到毛澤東同志提出來的獨立自主原則和《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一系列論著的重大意義及其正確性。鐵的事實證明，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只能由無產階級共產黨領導，而不是什麼共同領導。封建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國民黨，不可能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可能實現抗日民主“三三制”聯合政府；不可能改造自己黨、政、軍的反動機構；也不可能實行減租減息和發展民族經濟，因而它也就不可能堅決領導抗日戰爭，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就無異於束縛革命勢力發展的手腳，實際上就是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向封建買辦階級投降。

所以，直到一九三八年秋六屆六中全會時，我才明確表示反對王明路線。

至於“一切經過統一戰線”這一條，原來思想上就沒有準備實行。在當時，我們想，在日軍佔領區，蔣介石是去不了的，也管不著我們，一切還是照毛主席的獨立自主方針辦。到一九三八年秋六中全會時，八路軍已發展到二十五萬人，成立了許多暫編、新編、教導旅。這些從未透過國民黨，如要透過它，一個也不會准許。

在六中全會後，執行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就自覺得多了。如執行“又鬥爭又聯合”、在反磨擦鬥爭中的“有理、有利、有節”，就比較熟練得多了。對王明路線，我只是在具體實踐時行不通，才被迫抵制的，認識是不深刻的。直到一九四三年冬到延安，準備出席“七大”，在學習兩條路線和研究若干歷史問題時，我才進一步認識兩次王明路線錯誤的嚴重性。第一次的“左”，第二次的“右”，實質上都是破壞民主革命的，不過，第二次王明路線沒有起到領導作用罷了！從這裡也認識到自己見事遲，在黨內兩條路線鬥爭中，開始總是模糊的，一定要問題發展到明顯的時候才能看得清楚。好像人的手指開始分支在手腕處，我要等到五個指頭擺出來時才認識的。

反磨擦〔69〕戰役

一九四○年八路軍在華北進行了兩個“大戰役，一是“反磨擦戰役”，一是二十四個團的“大破襲戰”。這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