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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發展。他較偏重於國民黨政府和軍隊抗日，不重視動員民眾參戰。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他著重介紹西班牙、法國和滿洲的經驗，說：在抗日營壘中，只能劃分為抗日派與非抗日派，不能分為左、中、右派；CC和復興社〔65〕嚇是法西斯，因為法西斯是侵略者，CC和復興社是抵抗侵略的。從王明這些論點來看，顯然同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論點有很大的原則上的分歧。對無產階級在抗日民族戰爭中如何爭取領導權的問題，他是忽視的。這就可以肯定他這條路線，是一條放棄共產黨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失去無產階級立場的和投降主義的路線。什麼西班牙、法國和滿洲的經驗，所有這些經驗都是失敗的教訓。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線辦事，那就保障不了共產黨對八路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一切事情都得聽從國民黨反動集團所謂合法政府的命令；就不可能有敵後抗日根據地和民主政權的存在；同時也區別不開誰是統一戰線中的領導階級，誰是無產階級可靠的同盟軍，誰是消極抗日的右派，誰是動搖於兩者之間的中間派。這些原則問題，在王明路線中是混淆不清的。

在當時，我沒有真正地認識到毛澤東同志路線的正確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線的影響，在這些原則問題上模糊不清。現在回憶我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只是說了一些華北抗戰情況和堅持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的問題。在會上並沒有支援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也沒有擁護或反對王明的錯誤路線，是採取了一種模稜兩可的態度。這種態度，在客觀上等於支援了錯誤路線，因為在這樣的原則分歧上只能採取擁護或反對的態度，而不能採取兩可的態度。

會議時間很長，似快天明才散會的。會議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覺回去不好傳達。王明所說的內容，沒有解決具體問題。蔣介石根本沒有承認統一戰線，工農紅軍要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強迫戴國民黨軍隊的帽子，與國民黨軍成一種隸屬關係；企圖改變八路軍性質，同化於它的體系，根本沒有承認合作。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就是經過蔣介石，他決不會容許八路軍擴大，決不會容許我們有任何獨立自主，也不會有平等待遇。回去傳達就只好是，毛主席怎麼講，王明又怎麼講，讓它在實踐中去證明吧。

第二天，我拿著寫就的傳達要點問洛甫同志（他那時是總書記，也是那次會議的主席），我回到華北以後如何傳達這次會議的精神？洛甫同志說，由書記處寫一個統一的傳達大綱。又過了兩天，洛甫同志交給我一個傳達大綱，即“中央政治局十二月會議的總結與精神”。我回到華北以後，即按照那個大綱傳達的。對這個提綱研究了一下，感到仍然沒有解決具體問題。我想八路軍絕對不能被國民黨同化掉，故把雲陽鎮紅軍改編時的精神加進去。在這個大綱中，我加了一段，即八路軍是國民革命軍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應在下面三條原則下保持其光榮傳統：其一，保障和加強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其二，保障工、農成分的絕對優勢；其三，保障高度政治工作的傳統，保持學習制度。當時我雖然對某些問題認識模糊，但保持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是明確的。此外，對大綱沒有增減。傳達大綱是中央的決定，不傳達是不行的，但要使它如何切合實際，才能對於抗日民族戰爭有利。在傳達和討論這個提綱結束時，我還講了幾句話，大意是：根據一切服從抗日的原則，按照實際情況去辦。如給養問題，擴大八路軍問題，等等。

為了堅決保證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在一九三八年春恢復了政治委員和政治部制度。規定了擴編八路軍的四種不同名稱。即：教導旅、新編旅、暫編旅、補充旅；分給四個戰略區，即：五臺山區、一一五師、一二○師、一二九師。各從第一旅起，擴編多少算多少，報告延安中央軍委和八路軍總部備案就是，根本就不要請示，